《格萨尔王》：“重述”如何“表述”？

有“东方荷马史诗”之称的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多少年来，津津乐道的也仅限于其名，却罕能一睹其汉语形式的翻译本。在汉语言文学史汗牛充栋的诸多叙述中，更难能一见其神迹故事的片言只语或浮光掠影的评述。作为全球性“重述神话”系列课题之一的阿来新作《格萨尔王》，以虚构性的小说体形式，为我们汉语读者群精心奉献了累达30万字的心灵织造物。继苏童《碧奴》、叶兆言《后羿》、李锐蒋韵夫妇《人间》三部后，《格萨尔王》携带“六种文字二十余国同步出版”的热潮，跻身于09年中国文学殿堂，令众多国内外心仪读者从此遂愿，得以“读懂藏人神秘眼神”。

    的确，拥有神话和史诗的民族，是令人敬仰的；可惜，汉民族却没有相对完整的此类口述或文字记录。自称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学中的神话与史诗，在后人不断地惋惜、疑问和回溯中，仅能归罪于孔子老先生缘于“不语怪力乱神”情结所致的有意删减，空留下无数凭吊者于残篇断章中的莫名遗憾和无限慨叹。

    也幸而有了《山海经》这一神话片段集锦，加之以志怪小说如《搜神记》以及唐传奇，兼之后世集大成者如《聊斋志异》、《夜雨秋灯录》以及《阅微草堂笔记》等文言短篇上乘之作，辅之以《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等长篇神魔小说，才使得今天的我等痴迷读者，在神魔鬼怪的各种展演中，编缀并遥想着神话与史诗的些许流风遗韵。

    不过，也幸而因上述那充满悖谬意味的某种不完整，才使得兄弟民族如藏地《格萨尔王》、蒙古《江格尔》、哈萨克人《玛纳斯》、彝同胞《梅葛》及其早已拍成电影的《阿诗玛》等辉煌巨著，能够被我们重新以各种方式接近，并从中体悟那交响呼应于“他者”心灵记忆深处、充盈着史诗和神话幻影的诸种妙趣。由此，“我们”才能打通共有的经验、发掘沉淀的记忆、补缀必要的残缺，感悟着那由天地人神四者共融奏出的袅袅之音。

    现在，我们通过近距离捧读阿来用汉语书写的《格萨尔王》，得以呼吸那蘸满作家灵韵光雨的格萨尔王之果敢威猛、彪炳史册的壮丽一生，从而品味这部蹁跹着藏人神秘眼神的小说之精髓到底见诸何端。

其实能够有缘倾听“仲厦”（说唱《格萨尔王》的艺人）讲述的《格萨尔王》，于藏地人而言，不啻于节日庆典，真可谓“有福了”；而能“看懂”阿来的这部《格萨尔王》，于汉语读者来说，本来也是一个对阅读耐心构成的极限挑战。携带着来自阿来《尘埃落定》和《空山》等精品阅读视镜的读者，以我为例，在《格萨尔王》这里，依旧能遇到到一个文本禁区：之前阅读阿来的那种魔迷、畅快、警思，以及因故事情节本身比较“现代”的叙述所激发出的“先锋性”和“异域化”的若干感知况味，在《格萨尔王》中能获得一定保留绵延之同时，却也因其故事章节的出奇离异而倍感吃力。当然，这“吃力”部分除了来自那些庞杂得如同《西游记》、《封神演义》、《藏地密码》和扎西达瓦、范稳等小说中的陌生人名地名外，更多则来自于藏地文化与佛教典籍、神话传说等相杂糅地散布在小说空间中的各种符码印记和神秘意旨。

恰恰是这些才构成了《格萨尔王》这部奇幻文学的魅力所在。它拒绝的仅仅是以眼球注意力来获得阅读经验和异域感受的部分读者。真正倾心文学性以及藏民族文化惯习的读者群，则会通过不断再读，从小说中，体悟那作者“灵魂附体”在叙述人和人物之间、通过讲述“故事”和经历“故事”的诸种丰润而富饶的想象力所形成的百般回旋之妙，却又不知觉地与“演义体”、“传奇体”、“武侠热”、先锋作家马原等人的“叙述圈套”以及古希腊罗马神话等诸多文体，发生潜意识中的多重复调般地对话。

小说故事基本梗概如下：蒙昧时代，民间大地悲苦难捱、妖魔滋生。于是神灵的代理人神子下凡拯救，降服魔怪，历经九九八十一年后，构造岭国人间净土，并得以重返天庭，从而坐享人间香火祭奠和声口传播。这看似《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魔幻叙述体穿通神话、史诗的构形精髓，并直逼《圣经》典籍中摩西故事的某些题旨。其实也如同文本所谓，魔由心生，心即魔。神子崔巴噶瓦降凡投胎、降妖伏魔的故事，如同唐三藏取经、摩西引领犹太人出埃及、耶稣道成肉身以来拯救世人的“修心”故事一样，皆带有某种共同的巫幻灵验色彩。被驱逐出原住地，于寻找历险、除妖降魔中不断成长，并最终重返故乡，其实也包含着神话英雄们共有的“心路历程”。阿来对此毫不回避，也不脱该类叙述的基本窠臼。

但“重述”如何“叙述”？《格萨尔王》的叙事技法应当是神幻叙述。《庄子·齐物论》中云：“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窃认为，这一“庄周梦蝶”的历史典故，亦可以做一点我这局外人对阿来此书叙述学意义上的初步疏解。也就是说，“重述神话”亦即“如何重新叙述《格萨尔王》”的重心之“叙述”，在《格萨尔王》文本中，被阿来掌控得非常具有现代意味。这里所谓的“现代”，也就是小说从“讲故事”这一人类永恒的精神诉求之“故事”为重心，变成了以“讲述”为重心。阿来《格萨尔王》的叙述意图，充分契合了一种梦即故事、故事即梦的现代性变换逻辑。

如何叙述格萨尔王的“故事”？这自然属于一个历史遗留与现实作家文本处理技术所共同面对的难题。前者意味着一代代的民间口述艺人，依靠记忆所播撒出的文本意义生产空间和接受心理；而后者则来自作家本身的灵机调度，虚构想象。阿来选择了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即隐蔽起自己的叙述声音。他通过将自我形象附身在一个名字叫晋美的瞎眼牧羊人身上，让晋美成为了作家阿来潜伏于文中的替身，并连接起生长于民间大地空间和文本想象空间内的有机故事统一体。

晋美，作为来自民间不识字的牧羊人，却心藏见识，于梦中接受了神谕赋予的“讲故事”这一命运天职安排。他流荡民间，亦梦亦真，边走边唱，重寻格萨尔王的故地行踪，终于成为一代口述大师。口述其实如同写作，故事体和表述体，二者终于在不断的追索、迷惘、困顿、体悟中，最终获得完好统一，从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这也意味着书写艺术从来与口传文学之间，从来就存在着绵延不绝的亲缘关系。令本雅明景仰心仪的“讲故事的人”，最后成为小说家，本身也证明了小说家身上所拥有的神授心藏的文化识见，终能见诸天日。这也来自于一种如柏拉图所说的“神灵附体”式创造力的赋予。

木讷的牧羊人变成胸藏万千诗行、口中风云诡谲的仲肯。出生贫贱的牧羊人晋美的身份于不断变换、不断猜疑、不断探寻中，终于成为专职的伟大说唱者。同时却要承担眼瞎而带来的磨难结果，这是否意味着只有于黑暗中不断吁求呼告的盲人如荷马、阿炳者，才能有通天绝地之才呢？

小说最能体现重述神话之“现代意识”的关键处，在于格萨尔王这一英雄形象的传奇经历与现实中讲故事者的经历之间，存在着某种呼应，也就是虚构文本主体和现实创作主体之间的因共鸣而形成的角色互化。二者缩影于晋美的生活和想象空间中，不断地发生错位对接，梦迷误认，并呈示着故事对于个体生活习性的某些寓意性的暗示，亦即英雄命运往普通人身上的潜移默化地播撒。

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成为吻合命运的传奇故事。这命运的故事，其实也是故事的命运。故事的命运有两种，一种是讲述者的命运，一种是被讲述者的命运。前者来自神授，为“掘藏”者，在现实中被托梦并掌管故事的人，而后者则来自英雄精神的故事重演和叙事链接。虚构和现实之间，有时并非那么界限分明。

阿来充分掌握并体悟了这一点。或许这意味着他作为藏地最富有想象力和语言才华的作家，本身对故事的神秘亦充满着衷肠不变的无限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