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老随笔，翻检出来，未做修改】

都知道老舍写了一个车夫骆驼祥子。这个祥子和车子之间发生了一场恋爱悲喜剧（王德威语）。老舍真实生活世界与小说文本中的祥子是在北平——这个大泥坑中——越陷越深，最终彻底溃烂堕落，成为了旧时代的替罪羊。老舍小说的修辞非常有意思：动物性和植物性词语、医学和经济学修辞兼备，化形出了一个乡下人，如何从健壮到衰败、从身体到灵魂的下滑曲线图，并缩影着“疾病治疗”这一启蒙大话语的轮回魅影和行动轨迹。

这其中，城市无疑充当了一个阴性的、有魔力的、诱人堕落的隐喻形象。之前和之后的小说家们大概都喜欢这样，从晚清一直到当代，城市俨然充当了性别构形（张英进语）的隐含书写的模板。而进入城市的“无辜”男人或女性大多是都出于不得已而落入了城市肮脏魅惑的怀抱和肉感欲望的圈套，并最终以溃烂病体返回或不得返回自己的精神家园。纯粹可爱的路遥和其前辈柳青一样，不过变换了一下性别而已——女性进入城市这倒无可厚非，而男性高加林进入城市，也要以陈世美抛弃秦香莲的母题作为架构小说的桥梁。这是实在太古板了（知青作家们许多小说中有此情节）。五龙，尤凤伟的《泥鳅》中的国瑞也如此。还有就是贾平凹《高兴》中的五福。

总而言之，男性作家写男性尤其乡下小伙，大都绝对不那么猥琐，不那么丑陋，从外貌到内心都是那样单纯，即便有个别萎缩者，也是为了突显主人公。一旦进入城市则毋庸置疑，非要以疾病或尸体或失败的处境，完成对都市的弃绝和原乡的想象。置换为女性如嘉莉妹妹，也不过如此；如李妈（鲁彦《屋檐下》），萧红作品中女性，也都落了个遍体嶙峋、堕落无耻。反正城市不是好地场。再早的宋江进入开封的勾栏，也经常产生如许众多的色相幻景，惹得李逵经常喝酒闹事，却也是事实。因为城市本身就是消费场所，自身或者他人，主动消费，或者被人消费，总是要以消费而耗费，以耗费而浪费，以浪费而颓废，以颓废而肢体残废，以局部残废而全身心皆报废，就是这样的一个书写逻辑。谁也抗拒不了，遑论我们乡村出身的小说家们的那点俭朴想象现代性所致的狭窄视野了。

     这跟徐则臣的《先生，要人力三轮吗》有什么关系？关系不大，最多不过是祥子变成了几个车夫。游民、农民工变成了下岗工人或无正式职业者。祥子对车子产生的爱恋想象，本着一种原初的发家梦和婚姻观，来处理车子和自我的身体关系与情感逻辑。一个悲剧，一个民间草根族进入城市的悲剧，在老舍的基督思想中，被剥离出来，并生发出诸多善良与丑恶、干净与肮脏、体面与下流的人格比照和伦理判断。老舍依托的是北京，这个古都，作为想象的空间地理，却也指向了老历史、老道德、老传统、老文化和老风光的疲态、苍老、颓败和耻辱。

    革命之历史与情感的逻辑必要性，也因此而成了对新（心）中国的民族解放使命和道义体恤政策的遥想动力。

而徐则臣在小说中，则已不在意于因地理空间转换和不同文化濡染而成的人道主义关怀了，也不在意人欲望深处刚被开发诱因出的无数梦寐幻觉了，更不在意人和车子之间的发家致富的那种小农经济时代的原始负担了。当然，更不承担革命必要性和改制必须性诸诉求的个体心理开掘。旧和新的二元转换语法在这里没有什么实效。人和车不过是都市经济链条中的一环，人需要车，车需要路——车脱离了路，车也就不是车。总之，要么成为人力车，要么就是出租车，或者别的车。车，作为现代城市交通工具的一环承担着城市血脉流通、人际往来、实现穿越的轮转使命。是经济操控着人对车的支配，车对人的奉献，人不再成为具有主体人格或者平等博爱思想的启蒙对象，而就是经济实体中的一个必须环节而已。人和车的互动辩证法决定了二者之间存在使用和被使用的直接关系。使用肯定有使用的道理，被使用肯定有被使用的价值。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承担着资本区隔的无形法则和经济流动的价值规律。它决定了肚子的营养水平高低，决定了读书投资成本和回报的成就大小，决定了家庭分子之间的团结或分裂，决定了疾病和健康之间关系平衡的维持，决定了人对人的面子看法或态度判断，也决定了道德及其观念，其实是一个有着相对性的悖论词语。

     骆驼祥子也采用了原始资本积累和经营盘算的经济法则，但祥子吃亏就在这一点上。他的固执、浅陋、善良及单纯，无论如何人算、心算，都不如外界的天算、他算。命就是那个命，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老舍预设叙事的前提，在于这是在旧中国的老北京，旧中国。你能逃出这个政治制度的场域控制么？老舍写出了祥子作为都市经济人破产的必然下场，其实来自于政治的腐败和人治的不公。革命的必然性也就成为了个体无意识领域内的首选动力。

     而徐则臣，则无意于此重大历史话语的命题。他所关心的在于叙事中包含的经济逻辑性和道德守恒率。 “我”，祁大吹，姚远，都受过人力车夫的欺诈，这本身就是经济市场下的必然产物。老舍的祥子们也不见得多么干净——政治制度却要承担着如此的责任。人是无罪的，尤其是下人，劳动者，平民阶级。而徐则臣也对此念有意忽略。他所关心的是人力车夫为什么要做人力车夫？他们背后的故事真相才是小说叙事的要领。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确复杂，当然前边说过，来自时代变动，来自人力流动，来自市场规律，来自家庭出身，来自个人才与力。这无可厚非，但人性——底层人——却为何如此不堪经济的压榨或拒斥，一不小心就暴露出了黑暗或卑劣？并构成了欺和瞒的伤害和印象？

     但年轻的徐则臣之叙事老道，也就在于此。他变换着视角，通过不同人的经历，描摹绘制出了这个群体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老舍叙述话语的二元对立模式的预设和控制。姑父的感动，本身意味着风景的深邃复调及人性的多维度和多面性，而顾庆东的叙述则无疑加深了对这个阶级或阶层人性的认识筹码。女性成为人力车夫，这在老舍的叙事风景线中，简直荒唐。但今天的现实中就有。南方大都市地铁口以及超市商场周遭，遍地都是。尽管不是人力车夫，但小三轮摩托起码许多司机就是妇女们来承担的，且不比男人更厚道，更本分，更软弱。女子不让须眉，这话今天看来跟经济有很大关系。

     小说的修辞变换法，在徐则臣小说的结尾处，才完成了真正的爆破，那就是一个女生的讲述。这个讲述本身属于元小说的技法，却从叙事手段上，不仅推翻了“老师”作为“启蒙者”、“解惑者”的自以为是的独断形象，并暴露了前边五个故事元素的吊诡和绵软，而直接通过亲人间即女儿消费父亲的人力三轮车的举措和尴尬，完成了对车夫形象的认识和判断、妖魔化和伦理化的他者化单一修辞的超越。判断的标准在读者手里，在“我们”心中。但“我们”多么可靠？“我们”有资格判断什么？富人还是穷人？实在无法言说。这就是小说的言说，小说作为小说必不可少的自圆其说，或秘而不宣，不说。

      人心多么复杂，这个世界就多么复杂，这个世界多么复杂，人性就多么复杂。人性多么复杂，而生活也就多么复杂——生活多么复杂，小说的世界就多么复杂。作家首先会生活，进入生活。但有一点，无论多么复杂，经济竞争中，总要存在着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区隔与换位。他们为什么成功的？他们的成功是建立在谁的出局上？他们或我们是怎么失败的？我们或他们的失败是怎么被导致而成的？这尤其值得思考。起码下岗和读书，这两个联系在一起的小难题，就足以迷倒、困惑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 

     太阳照旧升起，而光热并不普照人类。小说家在说出和不说出之间还是有一些值得关注、揭示的，这就是对他人生活和命运的认同打量、勘探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