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我跟乔洪涛不认识，也没读过他09年之前的作品；至于09年其他作品，因“期刊网”上搜索不到，所以与本文无关。简言之，任何失实或属实之论，皆来自本文所撷取的几个小说为视镜的个人观点。一个读者唯一的权力就是忠实于文本，从此看文学，以偏概全之处，实在难免。但也仅此而已。

一“80后”的异数

说乔洪涛是“80后”的异数，这倒不是过誉之词，亦非挖苦语调，而在于就我所感知的所谓“80后”，俨然已被正典化、被偶像化，当然也可能妖魔化。剩余有限的资本空间，大致也不会有更多的占位提供给后来者。可能每“代”人都如此，以“后”来命名的操作或炒作方式，足以成全一部分昙花一现者，使其如过江之鲫；同时也遮蔽了一部分始终低调者，使其如地下鼹鼠。

这是不是意味着乔洪涛是后者呢？鼹鼠，这种我喜欢的动物，有时候就是某种乡村与都市化之间现代性的中间物而已。而且，这里说什么“80后”，也许仅仅是我有意设置一个便于讨论话题的语境而已。细想1980年出生的乔洪涛与1979年出生的某某或者我本人，有何差别呢？因此，这个“后”也仅仅是一个虚假命题。在此，我也不过想要证实一个问题：乔洪涛的小说不仅是“80后”的异数，也是今天媚俗或商业写作的异类。异类为不识时务、或者不趋炎附势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主题；这个时代的写作潮流，在网络上以点击率的方式赫然、已然表明——乔洪涛的小说只能属于我等“下里巴人”的读物。我并非强求自我认同，但也不拒绝与我有同样感受的读者群体。

我是不是在有些夸大其辞呢？不敢确定。我只能照着阅读乔洪涛的小说而来，尽力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话语瓜葛及琐碎麻烦。阅读当以批评的姿态出场的时候，有时也恐怕招来一些怨气。不过我要如实地说：在乔洪涛给我提供的几个小说里，你浑然找不到这个时代的华美绚烂，也找不到黑白两道的杀戮以及乡村政治经济统一体的错综复杂；你也找不到小资装饰，更找不到悬疑神幻，或者婚恋变调，即便成功人士、白领商人、都市消费、欲望驰骋等话题，似乎也都被乔洪涛的生活流给过滤掉了。这是否意味着什么样的记忆空间，就决定什么样的书写形态呢？一种文学风格的形成，只能且必须来自于作者自身生命历程的编码、规约呢？

照我的理解，乔洪涛的小说世界属于“乡土的”。这俨然又是一个土得掉渣的老话。似乎从鲁西南走出来的梁山好汉们，都嗜好这一口。有时我又不知觉地想到被大运河文化熏染出来的刘绍棠们、被山药蛋补养出来的赵树理们、被苏北洪泽湖一带的贫瘠生活陶冶出来的高晓声们……他们一生不会写都市，其实他们也没有“都市经验”——小城镇与都市之间，并不搭界；平民心态与都市习性之间，更天壤之别。因此，书写“本土性”（与“全球化”话语无关）的记忆，也决定了这类小说的样态。老虎这个梁山出来的小说家，新世纪前特别令人看好，最近也没有什么爆发。老虎的写作即便写到都市，也空有都市的地理命名，而未必有都市的奢靡景观，相反倒夹杂着一些浪迹边缘的奇闻异事和缱绻不绝的归来情结。

乔洪涛的笔下存在着一条黄河滩的影子，若隐若现地出现。无论以耕地的老人、孙子、马匹也好（《爷爷的白美人》），还是以养鹅为副业的乡村生活也好（《鹅鹅鹅》），即便是民俗式的瞎子说书（《甜蜜蜜》），或者种西瓜小伙子恋爱私奔的老套浪漫故事（《西瓜、电鱼船和魔术师》），也与这条黄河的滩涂地有关。

你可能会说，乔洪涛不是写作下岗女工人吗（《美人计》）？是的，看似写的工厂，其实这工厂依旧属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过渡物，而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厂。乔洪涛并没有写实地再现工厂的样态。工厂及其工人、厂长的居住地，你可以感觉到没什么特别的标志。相反建筑工人这种两头沉的人，却被乔洪涛写得活灵活现，生机勃勃（《每个人都有秘密》）。

以上是我读过的乔洪涛五篇小说呈示出来的世界，也可以说是乔洪涛的记忆体验和生活经验的合成品。

单就题材来源看，乔洪涛世界里走动的人，只能属于原乡村的，并带有原汁原味的浓度和纯度。在一个后革命的乡村时代，在一个土地逐渐撂荒的时代，在一个外来文明逐渐侵扰的颓荡时代，乔洪涛继续坚守着它，打量着它，揣摩着它，呵护着它，以某种比较保守而本分的农民心态，来擦亮那废墟般的碎片棱镜，从中射出一些令人吃惊的光来，不能不使你觉得震惊。

有的人会说，这些老调重弹有何意义？

是的，我也无法说出什么终极意义或宏大理论，但我作为在乡村生活了近乎三十年的读者，不能因为住了几天摇摇欲坠的高楼、过了几次像样的夜生活，就觉得自己不农民了。农民性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探讨，而对其根部的继续挖掘，则可以从乔洪涛的小说世界里，摸到一串趔趔趄趄的脚印。

二焦虑表达的出口

乔洪涛乡土小说问题意识的源点在于对童年记忆的打捞。你读《爷爷的白美人》就能感觉到一种原始的粗陋感。无论是老人对待一匹老马的样子，还是耕地整地的描写，即便食物的印象和烧蚂蚱的野趣，也都带有童年记忆的样貌。这一点非常令人神奇，要知道，这种记忆并不存在代的区分，有的都是共同的经验。乔洪涛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亲切极了。美仅仅是一个字，但记忆的美，经过语词的包裹，却带有某种感伤的意绪。更美的当然就是民俗风物了。瞎子说书的故事场景，以嘉年华的狂欢景象给呈现出来，《甜蜜蜜》这篇小说整个儿冲淡了史铁生《明若琴弦》的悲剧性和寓言性，让人感觉平实，感觉活脱，感觉温暖。而这恰是地道的乡村文化本身的样态，每一个从特定时代走出来的人，都会记住煤油灯时代的口传表演。乔洪涛忠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童年记忆来完成它，至少滋润了自己干涸的心田，遑论喂养我们逐渐被电视影像勾引、包装的眼神了。

乔洪涛还写到了忠贞的爱情这一逐渐褪色的时代主题。《西瓜、电鱼船和魔术师》讲述了一对恋人如何踩着前人的私奔脚印来继续实现自己的美好情缘。这个故事今天恐怕真的没有人写了。因为婚恋观念以及性关系的变革，使得某些造成阻碍的部分关系，变得可以金钱来衡量或者以物质来表征。乔洪涛反主流的这种原初理念，在爱情这一主题上，带有某种抗争意义。

这也因此牵引出他的小说世界中的社会问题。无疑，乡村今天已经不是一片净土，但也不是一片泥沼。商业化的大潮已经袭来，从拖拉机、大汽车、小鳖盖、摩托车、电鱼船等交通工具来看，乔洪涛的前现代乡村已经被纳入了现代性的洪流中，每个人包括一匹老马、一艘破船、一把鱼叉也被裹挟其中，不能自已。由此而引发的无疑就是身份与观念的转换，包括工人的下岗，动物瘟疫的流行，欲望消费的猖獗，节日仪式的淡化，老人和大牲畜的自身难保，以及身处边缘地带、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建筑工人心灵世界的变裂。乔洪涛敏感地捕捉到了一个整体时代和原装世界的沦落、坍塌的尾声，并对之有了一定的伦理反应。

这些伦理表达于文本世界中，自然会感觉到老马的未来将不会太好，建筑工的待遇也朝不保夕，瞎子说书人的趋向自然会受到影像技术的挑战，养殖业可能带来商机，而潜在的危机和恶果，还是由农民来承担；以金钱为媒介的交往伦理，也威胁到了纯朴而自然的婚恋习俗。特别是下岗问题，处于夹缝中的弱者，如何来摆脱它，难道仅仅是送礼和“美女计”就能解决吗？这仅仅是一个因子，一个最可能的步骤而已，更多的问题，如同小说结尾的疑问一样，包含着巨大的焦虑：

刘桂芝穿了鞋转身就走，她知道，她再不走， 轮椅上的老潘一定认为她这一次美人计定是成功了， 他不气死才怪呢。她要赶回去告诉老潘，她这次的美人计又失败了， 可是她这一次真的“围魏救赵”，完璧归赵了哩。走出大门了， 她还不忘回头告诉老头说，你可要说话算话啊。

——《美人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