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稿，仅供参阅

这个时代，贱民明显地成为逐渐浮出历史地表的种群，即便你不注意他们，他们也在驳杂地扎进你的视野中，摇曳生姿，让你瘙痒。

此处我使用的贱民这个概念，与印度文化或东南亚研究无关。我仅仅想要用这个概念来表述王秀梅小说世界中的人群之特性。这些人群的确卑贱，可能是街头暴力的产物，可能是街头被消费的欲望身体，可能是家庭中的弃儿。贱民，并非下贱的同义词，这里的“贱”，仅仅是一种经济指标，一个文化政治与文化经济的共生物，是文学形象的意味本身，却绝对不带有任何褒贬倾向。

因为我也属于贱民。之前是，以后也是。卑贱的自我定位，决定了对卑贱物的关注，乃王八瞅绿豆——对眼了。这也可以比附薇依所说：爱是我们贫贱的一种标志。抑或如克里斯蒂娃所言：每个超我都有它的卑贱物。对卑贱的叙事关注本质上是匮乏的确认。

而我的认同感，即建立在一座城市的理解上。在烟台这所城市，其实可供消费的高档符号，也就那么几处。它们不能滋生可供消费的文学和影像。特别是后者，能进入摄影视角的夜生活场景，可以从青岛、上海、广州处获得，而烟台无法与之持衡。即便对岸的大连，也不过是那么几处风景。从这里，明显不会获得“海派”之类的文学表征。“烟台”这两个字，本身只能与老朽的烽火、残破的街道、偏远的海角、平实的市民生活、广袤的丘陵、茂密的树林等语义发生对接。雨水的想象，在这里黯然失色；雪地的冷酷苍凉，倒是随处可见。你如果想要找到可以引领眼球风骚的“现代感”，仅从速度上，单看烟台它那始终不变的火车站（它如今才被改造呢）和码头建筑，就足以击溃你的任何迷思。但你要寻求胶东与关东两处生活的诸多镜像，在此会有惊喜发现。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胶东的写作。

（上）胶东的写作

胶东大概指的是胶潍平原、胶莱谷地附近及其以东的地区称胶东半岛，就是古代的胶、莱、登三府，包括今日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和潍坊市的东部三县（昌邑、高密、安丘）。若以河流为界的话，应当是胶莱河（沟通了莱州湾和胶州湾）以东地区。

本文要谈及的就是当代文学中，作为胶东作家写作的文本中，所展示出来的地域特征中的那部分共有元素，由之而形成的一种截然不同于鲁、西、南、北（我称之为本土方言“西来子”亦即胶西）的写作风格。当然，以某种互文性的现象作为依据，来对文学进行划界，似乎与时代主题并不相关，但无关紧要于本文的游戏做派——我仅仅是觉得好玩而已，并不妨碍文学史专家或批评者“表意的焦虑”，也无意于构成某种“无边的挑战”。

我先从十七年开始说起。明显的两种风格在这个时代就形成了。不知道诸位方家注意过没有，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与《林海雪原》、峻青《黎明的河边》、《山菊花》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风格。曲波的作品虽带有更多关外特性，但有一点须要明白：胶东与关东之间从来就存在着文化血缘上的亲密联系，以烟台、青岛、威海为散点与以大连为枢纽的东三省之间贯通了交流通道，导致两地诸多语言用语、风俗习惯和审美趣味上的雷同。最明显的是海阳人峻青的写作，即有雄奇浪漫色彩，与诸城人王愿坚的写作截然不同。《黎明的河边》中对雨水、河流波涛以及战争的书写，带有某种浪漫主义特性。

风来了……

暴风雨来了。

大雨象一片巨大的瀑布，从西北的海滨横扫着昌潍平原，遮天盖地的卷了过来。雷在低低的云层中间轰响着，震得人耳朵嗡嗡地响。闪电，时而用它那耀眼的蓝光，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照出了在暴风雨中狂乱地摇摆着的田禾，一条条金线似地鞭打着大地的雨点和那在大雨中吃力地迈动着脚步的人影。一刹那间，电光消失了，天地又合成了一体，一切又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吞没了。对面不见人影，四周听不到别的响声，只有震耳的雷声和大雨滂沱的噪音。……

同样《党员登记表》中对大风雪的描述，也前所未有。富有童话色彩和历史特点的《老水牛爷爷》开头的月下散步，那不仅是海阳农村的描述，也是本地最有槐花意味的抒情诗。

冯德英最杰出的“三花”之一的《山菊花》则成为许多读者的性启蒙读本。比诸知侠《铁道游击队》中刘洪和芳林嫂的隐约情感而言，《山菊花》的爱情描写可谓越轨而大胆。

十七年文学中，胶东作家的写作，明显带有本地的大胆而泼辣作风，传奇和浪漫兼有，且笔法俨然独树一帜。暴力恣肆、雄浑烂漫的作风是骨子里的。

冯德英的母亲与莫言的母亲有的一比。《丰乳肥臀》怎么写，也带有冯德英的影子。莫言对此也不否认。但你绝对不会联想到胶东之外的写作风格。即便《聊斋》的某些道家气象，也与崂山有关，且丘处机炼丹之地就在昆嵛山一地。《西游记》据说为丘处机炼丹之书，此说法虽然不见得成立，但也足以说明，道仙传统与胶东关系甚远，迥异于儒家传统在胶西之地的昌盛。齐文化最易于和道仙信仰，鬼狐传说，巫术传统，狐狸黄皮子等说法趋近。

因此，你读莫言也好，张炜也罢，两个人都用过方言写作：莫言《红蝗》、张炜《丑行或浪漫》。两个文本中的方言现象可以形成许多比照。而张炜更有《九月寓言》中也大量使用了方言。如果说胶东之外的山东作家的写作是煎饼风格，那么此地的作家则属于地瓜味道。

地瓜，酿酒的原料。莫言的高粱酒不过是其想象，真正的应当是地瓜酒。地瓜烧胃，容易使人脾气暴躁，隔声一片。张炜《九月寓言》的确是本地因吃地瓜而产生夜晚失眠的现象。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梁大妈吃的就是地瓜煎饼。但因为沂蒙山成为其文本中的历史转喻，因此这个文本与胶东之间并无关联。但有一点你须注意到，作为诸城出生的李存葆还有一部更好的作品《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混同一个鬼蜮世界，写“左倾”之祸的惨烈，比诸今天的盗墓文学更有历史意义。而深挖洞这个现象大概在烟台最明显，烟台处处山中皆有山洞，王秀梅《大雪》就写到了这一点。或许鬼蜮世界和这些山洞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吧。但也随之出现了土匪题材。

老大自然是莫言了。但我们更应当知道尤凤伟的《石门夜话》也不逊色于莫言的土匪爷爷。

土匪，在胶东作家笔下，津津有味。这个传统可以这样说，将《水浒传》的遗传，现实化来的传奇性。这个现实化即重说革命家史，同时加以传奇化。也就是说既接续了水浒传，又接续了林海雪原。

尤凤伟还有一个文本就是《粮食》，亦即被姜文做成《鬼子来了》的原作。这也回到饥饿问题。胶东作家对饥饿大都有自己的书写理念。这一点，似乎在他处看不大到。

矫健《天良》在我读来，依旧震撼人心。神奇的是鸭鸭竟然梦游症，这一点仿佛莫言笔下的小孩子的形象化身：

孩子似乎听见了她的叫声，站住脚，茫然地回忆着什么。接着，他围着一个个坟堆绕起圈儿来。他的脚步极轻灵，腰肢扭动着，两只手伸在头顶上方飘摇，仿佛跳一种极奇特的舞。嫂子屏住呼吸，远远地盯着鸭鸭。此刻，在她的眼里，儿子完全是个精灵。……

孩子跳到父亲的坟前，停住脚步，一屁股坐了下来。他好像在凝视着另一个世界，一动不动地端坐着，身体仿佛僵硬了。坟地里重又变得寂静，绿莹莹的鬼火不知从哪里飘来，定定地浮在孩子的上空。

鬼魅世界，幻觉技法。精灵再生，梦游荒坟。这景象无论如何也是本地特有的经常性的风景。此时的叙述人视角和嫂子的视角重合了，不分彼此，皆聚焦于孩子的奇特表达中。

最神奇的还应当本文的开头即已经奠定了一种传奇性写法。

夜里独自在大青山中，你会想到许多事情。

是夏天，林木正繁茂。树叶成堆成团，好似什么鬼怪从地下喷出的墨汁，浓黑浓黑，顺着绵延的山势恣意涂抹，弄出种种虚幻的形象。林子的深处，一只猫头鹰忽然叫起来，声音凄厉瘆人。……

矫健这种南人，插队胶东后也被其濡化了。而这种传奇性兼具现实的尖锐指向性。写这种农村青年官逼民反的事儿，你可以将《天良》与《天堂蒜薹之歌》以及电影《天狗》相媲美。

胶西作家也善于书写荒诞的梦幻呓语，比如老虎的小说，刘照如的小说都有这种特征。但关键的地方在于荒诞仅仅是存在的一种表达出来的可能，而不是一种文本的氛围，能整体性地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寄寓着某种共有的受互渗律影响的原始信仰。

张炜笔下的动物和植物都有某种巫幻效应，有时他的叙述视角就通过动物来呈现，比如《蘑菇七种》，甚至人兽之间互化，成为某种象征，比如刺猬，牲畜河马或者丑鱼。

即使张炜写一个孩子，也带有某种魔性，比如《一潭清水》中的瓜魔，简直就是一个精灵，一条泥鳅或者鱼的化身。这种童话性大概是胶东作家常喜爱的表达方式。莫言的小说也有此特点。

我感觉胶东的孩子带有红孩儿、小哪吒、孙猴子、土行孙、五通神、武大郎式的侏儒和狐狸、黄鼠狼等动物的综合性。

王秀梅《扔弃李狗》中的弱智者李狗，本来没有可能说话或者表达，只能是个物体，但在其文本中，却成了一个暗示，某种反讽，能看到李石灵魂的神秘力量。

李狗睡着了，并且在睡梦里露出一丝笑意。李狗睡梦里的笑容很健康，唇形笑得称得上美。李石很诧异，为什么他流露出来的美的东西，都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呢？只有在匪夷所思的虚幻的梦境里，这个孩子才流露出了跟正常孩子一样的表情，难道说，陷在梦里的李狗，拥有跟正常孩子同样的思维和情感？那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思维，有多活跃？

这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孩子，李石感到很困顿，很难过，心头有什么东西轻轻浅浅地划了一下，擦着血和肉走了。

这里的李狗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这个隐喻就是一面镜子，一面大智若愚的镜子，用以测度人内心的升沉起伏，从而构成一种精警性力量。你可以将这个文本看做是情感的寓言，也可以看做是哲学与宗教的思考，或者人性的考量。但都并不妨碍里面包含的元素是对最熟悉事物和对象而来的判断失误与可能性。

胶东的女作家与男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喜欢写梦，并喜欢精神分析。马枋《都市病人》等文本即如此。

即便婚姻，王秀梅和马枋也写得滋滋有味，且新意迭出，既有女性主义的恣肆、私性场景，却又并非玩味暴露狂欢的花活，而是合乎身份的视点的梦魇化修辞表达。

限于篇幅，简述到此为止，我可以对“胶东的写作”这一概念下一个小结：传奇突兀，梦魇架构，野性恣肆，浪漫狂发，童趣张扬，鬼话连篇，情景交融，真欢灵妙，暴力奇观，草性十足。

王秀梅的小说就属于这个系统中的一道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