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创新的一点体会 （二）

　　在上一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乒坛创新了不少打法，如：姜永宁创新了直板削球的打法，曾获得1952、1955年全国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傅其芳等创立了直板左推右攻的先河，取得了1955年全国亚军；王传耀创立了中远台两面攻的打法；我学习了王传耀，接受了传统打法，也受了榜样的影响创新了直板中近台两面攻打法。

　　孤雁本事再大，也飞不出个“一”字和“人”字，我能创新这种打法，要感谢社会、感谢集体，是他们给了我创新这种打法的机会。帆不挂在桅杆上，只是一块布；栋梁不支撑起房屋，只是一堆木头。我所选择创新的中近台两面攻打法获得成功源自正确的决策，正确的决策源自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源自于经验，而经验又是众多教训的总结。所以，在人生道路上，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

　　我的选择让我处在矛盾的风口浪尖，当时我国左推右攻打法居多，反手推挡动作小，正手攻球动作大一点，左右两边的摆速矛盾不明显。而我站在中近台，正反手攻球的动作一大，两边摆速来不及的矛盾马上尖锐的显现出来。如果后退，变成中远台两面攻打法，不用改动作，可是我的个子矮，显然不适合中远台打法，要坚持中近台两面攻打法，必然要改变正反手动作的幅度，这又和当时正反手攻球的理论发生了冲撞。那时绝大多数攻击型选手，正手攻球的动作拉后手，在右前方击球，然后球拍挥至头部停住。当时，我还不大出名，对攻球的理论也不大清楚，怎敢和经典法则，和权威人士叫板，只能悄悄采取另外一种方法，缩小我攻球动作幅度，这就是正手攻球向左前方挥动，不打球的左手，帮助我向相反方向，向右腋下用力，来限制我的腰部动作转动过大，以达到减少动作幅度的目的。经试验和训练效果还不错，从50年代中期到61年世界比赛后，我一直用这种动作击球。

　　1961年，第二十六届世界比赛中，我在团体比赛中击败了欧洲、日本的选手，但在男子单打比赛中，我遇到了在团体比赛中战胜欧洲和中国选手的木村兴治先生，前两局我一直落后，虽然我艰难的已３：１胜了他，但我感到在这位左手弧圈球打法的选手面前，我的正反手是铁而不是钢。我正反手能快一两下，连续的快就出了问题。世乒赛后，我下决心要在正反手攻球的动作上， 进一步的进行探索和实验。学者胡适先生说过：在事业上，要从不疑处去怀疑才能创新；在人事上，要在怀疑处不怀疑才能和谐。如正手攻球，我计算了一下，从拉后手、接触球、向左前方挥动，距离是四尺，还原又是四尺，攻一下球是八尺；反手攻球动作小一点，也得在五尺左右。我想，能不能缩小攻球动作的幅度，不要四尺，三尺或者两尺可以不可以，如果是三尺、两尺的话，那准备打下一板击球的准备时间就长了，连续攻击也就来得及了。要减少动作的幅度，必然要克服动作的惯性，这时我看到不少运动员正手发球、反手搓球等，都是拍子一碰球就制动，这是为了更好的攻击下一板。那为什么正反手攻球就不能克服惯性呢？这在理论上也是自相矛盾的，我能否把这矛盾统一起来，以后在训练中，我就是专门训练拍子一碰球就制动。这时，我发现加速是一个力，制动时另外一个力，打过去的球对方比较难接，而这个动作来回只用了四尺。但是，我仍感到力量小，不满意。物理学上讲，力臂越长，力量越大；力臂越短，力量越小。而人的手臂分为大臂、小臂、手腕，我看不少人打球，正手攻球用大臂居多，小臂、手腕用的很少，那时候的理论，臂是发力的机关，手腕只是起着调节的功能。但是，从我的发球中体会到，发球手腕用很大的力，我想能不能把手腕的力用上，就跟打人一样，臂先发力，快接触脸时，手腕突然发出第二下力，这个力量是很大的，这是两个力的合力，这就弥补了在力臂短的情况下，无法发出很大力的不足。再加上攻球的瞬间，不光是臂和腕的力量，因为发力是从支点开始的，前脚掌的蹬旋，腰部的加速制动，这些力量都用上，小动作可以发出大功能的作用。这也就是人们后来说的弹击吧！当时，我用这种动作击球，引起了周围同志们善意的议论，小庄现在打球是左弹右弹，发球抢弹，胡他妈乱弹。我对同志们善意的议论，是信我所行，行我所信。后来，我取得了1964、1965、196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三连冠，这种议论也就烟消云散了，我的中近台两面攻打法也日趋成熟，我深深体会到，我是汪洋大海的一叶扁舟，能否胜利的达到彼岸，这要看船长和全体船员能否同舟共济，有了太阳的帮助，虹，才显示出超越太阳的光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