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和激活非虚构写作的另一个极端

吴佳骏散文中的现实感和“现实诗性”

欧阳斌

重庆历来以诗歌重镇著称，尤其是自上世纪新时期以来，朦胧诗以降，到“第三代”诗人群体的崛起。众所周知，川渝诗歌或者“巴蜀诗坛”的成就，占据了当时中国诗坛的半壁山河。而散文创作相对处于弱势，个体写作未成集结态势，散文观念未曾得到更新，文本意识淡薄和相对滞后。又或者有潜藏于面下的独立作者，未获发现与关注，也谈不上做更多推广，和有效的传播。

同属于非虚构写作，重庆散文相对于诗歌而言，一个时期以来，排除小女人散文等噱头的虚假泡沫，真正意义上的散文作家一直处于沉潜状态之中，且少有坚持者，更谈不上有终极理念和目标，以及在观念层面、文本层面有开创性的坚持者。另一个现象和景观是，在散文创作中走得较远、收获更大，获取更多声誉者，又恰巧出于诗人或“前诗人”，诸如“现散文家”李钢和张于。

私下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有两个层面。首先在年龄层上，今天的李钢、张于和吴佳骏，分别属于上世纪50、60、8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排除我们视野的局限性等因素，不难看出，有一定建树的散文作者梯队中，出现了一个70年代的断代。这几乎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散文写作本身，也同样存在着一个“断层”。其次，这三位分别代表了各个年龄层的散文作家，他们在文本中的精神追求及其基本气质上，其实差异不大，都和文学传统、文化传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尽管在形式上，在语言上，在取材上，在风格上不尽相同。

李钢作文，锦绣天成，属百年一遇的才子型，写作伊始，即诗性充沛、智性深邃，起点已成超人，且属于善用天赋、懂得控制之人。其文越到后期越老辣，文笔呈现出收放自如、紧张有序，又能提供终极审美价值之较大格局。在气度上，李钢更多贴近于“现代版”的魏晋遗风，其语境属明显的“现代主义”。张于散文奇诡，追求文本变异，痴迷于在散文样式的创作中独自把玩意象、意境跟意味，并着重“形式感”背后的文化传承和传播。一段时间来，虽然在融汇西语文学观念的写作中受益，但更多承接了中国古代“瘦文人”气质，在文本的精神气象中，追求时下早已稀薄的“清洁精神”，其文脉贯穿古今，融汇中西，更多坚守于“非理性审美”之景象，“超现实主义”写作已成独立景观。

吴佳骏的散文，更实在地贴近土地，贴近现实，贴近人情、人际和人伦，贴近真实的感受、感悟和随之而来的人性升华，有非常浓烈的“现实主义”写作倾向。如果说在李钢的文本中有更丰厚的“现代性”诗意，甚或后期的“反诗意”之“后现代道德”与觉悟；在张于的写作中，聚合了更多古今中外文化达人的精气神，表现为“美学逻辑”大于现实逻辑；那么，吴佳骏的散文显得尤为“个体”，这种个体性不具普遍性，伴随着他的写作始终，有某种脚踏实地，一意孤行，独立品味世间悲欣的决绝，从中获取某个空间的现实启迪。与此同时，在阅读者那里，即便并没有对等的生活阅历，基于心灵恻隐，也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共鸣。无可置疑，吴佳骏散文的成就，某种程度上更多受益于具体到生存细节的生活履历。使我的阅读颇感讶异的是，即便是在最为苦难的、对生存“物语”或者叫作“故事”的端呈过程中，往往也会爆发出“极端现实”之诗意。这样，就既区别了虚构作品比如小说中的“虚假过实”和“过实虚假”，也创造性地将真实的、“实在的诗性”引入现实感极强的散文写作中，平添了文学性。由此，在某种格局上校正了和避免了——由于题材相对单一、审美逻辑过于贴近现实、与现实感没有丁点距离、缺失时空距离之美，而出现的局限性。作者在一些篇章中，未曾经意却意外收获的诗句随处拈来，诸如在《活着，是一笔债》一文开篇中，借叔婆之口说出“凌晨五点，我醒了。最先醒的，是我身体上的那根骨头”，极尽苦痛而极端现实之美，唤醒极其诗意。最令阅读感动的是，作者笔下那贯穿始终，承接东方文化传统，已成修养的——对世界、生命、人性的敬畏，和对基本生存际遇的感恩之心。如斯丰厚而实在的感悟，会促使文笔提升，使得文本更多一些触及“阅读魂魄”的亲切、亲近和亲和力。

基于吴佳骏散文写作中的苦难意识，在我的阅读中，会私下把这种执著于对苦难的态度理解为：一个写作者自写作初始即有的——激活自身“个体灵魂”、激活周遍“众灵魂”的世界于文字中的意识，这种“写作自觉”会带给写作者某种持续的、有效的创作动力。诚如法国诗人勒内·夏尔所说：一个写作者不能长久地在语言的恒温层中逗留，他要想继续走自己的路，就应该在痛切的泪水中盘作一团。

一切文学都是从诗开始的，而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是除开诗歌文本之外最复杂、最自由，也是最有效的诗性表现形式。博尔赫斯谈到散文写作时曾说，“当你注重文风的时候，你就是在作诗。”那么，最后再回望一下，吴佳骏散文中“现实诗性”的意义。

作为一个专业读者，依靠阅读文学作品吃饭，和在精神世界里“生存”的人，我和我们赖以为生的“文学性”，说白了其实就是“诗性”——它应当在每一种文学体裁和文本样式中存活。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即便在诗歌、散文、小说，甚或戏剧、音乐、绘画、电影等等艺术样式中，其诗性都是不能缺失的东西。而现实是，诗意，乃至诗性，在我们铺天盖地的图像文化跟娱乐性阅读中，正在快速地消失掉。试想一旦失去诗性，文学作品包括散文、诗歌以及更易堕落的小说，这所有的文本都离故事不远了，离“故事会”不远了，离单纯复制、粘贴现实生活不远了，离丧失掉精神元素和灵魂自在不远了；而被太过现实的生活所捆绑的这所有文本，离文学或文学性的死期也就不远了，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结局。而在吴佳骏的“极端诗意”中，恰巧证实了，越发现实的土地上越发有诗性，那诗性不仅有对“善之花”的接纳和呵护，也有人生和人性世界里——那些不能排斥和避开的“恶之花”。

（载《重庆评论》2012.4期吴佳骏作品研究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