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的诗性：吴佳骏散文的精神气质

王本朝

在重庆文学这个充满着小市民气质和娱乐精神的世界里，吴佳骏显得非常另类，他以文学的纯粹、高贵和尊严为目标，把文学写作作为精神的救赎，如同一种宗教，充满了怜悯、同情和爱。这既让我肃然起敬，也让我看到了重庆文学坚韧的力量和希望。尽管吴佳骏经营的是散文，而不是敏感而尖锐的先锋诗歌，也不是冗长而有故事的长篇小说，但他的散文却抵达了文学的本质，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吴佳骏的出现，也证明重庆的纯文学是有力量的。吴佳骏的年岁虽不大，但他的散文却非常老道，有中年人的气质，他所出版的《掌纹》《院墙》《在黄昏眺望黎明》《飘逝的歌谣》等散文集，是我目前所看到的最厚实、最有力量的重庆散文。

吴佳骏的散文是有“根”的，它扎根于大地的深处。他自己曾经说过，真正的文学是永远不会脱离与大地的联系的，它关注的是生命的痛感，人生的抵抗与忍耐，关注社会底层的现实处境与精神困惑，并用温暖、朴实、简单的文字去呈现泥土的重量，使更多的人都能重返大地之上，懂得诗意地栖居。他心怀苍生，具有悲悯心和同情心，经历苦难但不失仁爱，对生活有着鲜活的感觉，也有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他的散文也有这样的精神特点和艺术追求。在我看来，“悲悯的诗性”就是他散文的精神气质。

他的散文主要是以乡村记忆和城市生活为来源，在他散文里多次出现的是他的父亲、母亲和姐姐，母亲有着坚执、勤勉、容忍的性格，忍受生活的各种伤痛，他自己“说到父母”，“内心有着说不出的伤痛”，“苦和痛，是我母亲生活的常态”；而他的父亲因为身体原因，内心经历过无尽的悲伤和绝望，受到过不少人的歧视和讽刺，但以自己的坚毅和刚强赢得了乡下人的尊敬，姐姐的命运更是悲惨，出生即遭遗弃，被母亲捡来一条命，来到家里后，虽然贫穷但充满温暖，但却被地痞奸污，她选择溺水而亡。

作者的悲悯情怀来自于他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经历，这是一种亲缘性经验，也是一段创伤性记忆，成为作者多年以后都无法抹去的既有切肤之痛又刻骨铭心的记忆。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从小便深刻体会到父母生存的艰辛，以及他们精神上的落寞和孤独，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出人头地，不再重复他们的命，可以说，这样的情感和经验既创造了吴佳骏的散文，形成了独特的主题和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他散文的精神旨向。如同他自己所说：“我离不开我的父母，也离不开我的故乡”，“我是父母活着的一个精神支撑，而父母则是我活着的一个精神信念”，“我必须替父母活着，好好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亲人和故乡生成了吴佳骏的悲悯，也固化着他的思维和情感。在他的作品里总是出现“儿子与父母”的结构和情结，它们承载着艰难与盼望、奔走与报恩、自责与负疚等情感和心理，父母因生活的艰苦，而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承受着父母如山的期盼而升学，教书以及出外谋生，以及选择文学写作。文学既“承载”了他所经受的“苦难”，也“释放”了他的苦难，拯救了内心的愧疚，获得生存的信心和尊严。

人的感受和经验往往是从身体和身边开始的，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吴佳骏的记忆与感受与其亲缘结构和乡村记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由此及彼，出现在他笔下的有他的邻居、乡人、同事、朋友，房东等等，与父母相关的如奶奶、外公、小姑，邻居乡人如瓦匠、蔑匠、石匠、乡村医生、远子大爷、张聋子等。这样的人物设置和故事渊源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他的叙事和抒情方式，有着取材的熟识，叙事的细致，抒情的怜悯特点。翻开吴佳骏的作品，会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是“故乡”“城市”“流浪”“乡愁”“寒冷”和“灵魂”等，这些都是有他的乡村记忆和亲情认知衍生而来的。

乡村是吴佳骏散文的根，贫困和寂寞是生活对他文学创作的馈赠。由此，他对人性和命运有了深切的感受，对生活意义有了独特的理解。他所面对的窘困的家境，父母生活的重压，他人的歧视和冷漠，让他时常“独对荒野“，抚摸“战栗的灵魂”独处的时光让一个生长在乡村的孩童逐渐变成他的村庄的观望者、局外者和悲叹者，他不甘心于重复祖辈父辈的命运，渴望摆脱贫瘠而无望的土地对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囚禁。他静默地注视着父母和乡邻们在田野里劳动时谦卑的背影，并在内心策划着对乡村的叛逃。在《掌纹》中他追问：“蓝天是鸟儿的天堂，土地是我父辈的天堂，而我的天堂将在哪里呢？”难能可贵的是，吴佳骏散文的艺术力量并非完全来自于人们所指认和称道的乡村记忆和亲情体验，而在于作者对亲情和乡村的超越，而达到人性的悲悯境界和实现诗性的建构。他写乡人们的俯首听命、忍从温顺，写他们的孤独与寂寞，写他们内心的荒芜与渴求。他们不但是贫穷的，也是卑微的，更是孤独的。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改变了人们对乡人与土地亲密关系的看法。特别是负担着父母和乡人期望的“我”怀揣梦想进入城市，他的忧郁、怜悯，孤独不得不面临又一个异己的都市世界，在乡村，他是寂寞和忧郁的，在城市，他依然是孤独和抑郁的，不安的灵魂没有让获得心灵的充盈和幸福。《风吹在贴着纸的墙上》书写城市求职者到处贴广告，被欺骗，如同风吹着墙上的广告，发出呼呼而冰冷的响声，城市流浪者命若琴弦，无处安身。他通过内心的、细节的展现、还原，去撕裂现实乡村的苦和痛。让这种苦和痛，锲入时间与灵魂的深处，锲入社会变迁下乡村的本质。在深沉、舒缓、忧伤的笔调里，呈现出一个完全的、彻底的、真实的乡村世界。在这里，暗含了作家的悲悯情怀——正是从这一情怀里，我们读到了作家对于现实乡村的拷问与救赎，读到了作家的品德与良知。

作者对现实的切入充满沉重的诗性。他以孙犁、沈从文、汪曾祺、张中行等先生为师，散文语言有质感，追求平淡和朴素而又不失灵动的文字，有画面、诗性、曲律感。诗性不仅仅在语言上，而且更内化在语言的叙事和抒情之中，渗透在作者的体验和思考之中。他偏爱短句，善用比拟，时留空白。他的独门暗器是在描述里叙事，在叙事里抒情。他的诗性不仅是文字的表达，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如《红叶的舞者》所写：“我发现，山间所有的红叶，都笑了。那种笑，是幸福的。太阳的金光，照在被风翻过的叶片上，整座山都泛起星星点点的酡红。仿佛一千个，一万个‘神女’，喝醉了酒，在山间撒欢。”它的语言无疑是有诗意的，但它将主观的感受和想象与客观的自然景象融在一起，写“红叶”在“阳光”下“欢笑”、“醉酒”和“撒欢”，表达了“我”的“幸福”与“陶醉”，这隐含着作者独特而丰富的诗性思维、眼光和立场。

如果说，悲悯情怀让吴佳骏有了精神的向度，诗性则让他的散文有了抒情的美丽。

 

                                               （载《重庆评论》2012.4期吴佳骏作品研究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