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为卑微者而存在 

——读吴佳骏散文集《在黄昏眺望黎明》 

李永东（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讲故事”的年代，散文容易受冷落、被看轻。时下玩弄情调、品赏风月、观光抒怀、强说哀愁、标榜恤民的散文风尚，愈加助长了这种成见。吴佳骏的新著《在黄昏眺望黎明》（花城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证明了这种成见的虚妄。该文集以诗性的语言与凝重的思想，为卑微者立此存照，具有“救赎人心”和“净化灵魂”的文学力量。

吴佳骏散文创作之旅的延展，与底层叙事的热潮同步，但这只能算是巧合，而不是跟风。正如他所说，“一个作家的文学取向，以及他通过文字所要表达的东西，都是不可以选择的。”他的文字仿佛本来就是为卑微者而存在。他在贫瘠的乡村长大，却异常珍爱身上的乡土烙印，并以此作为创作的根源与徽标。于是，迷恋乡村，聚焦底层，倾诉苦难，悲悯生命，就成了他近几年出版的《掌纹》《院墙》《飘逝的歌谣》《在黄昏眺望黎明》等四部散文集的一致品格。其中，《在黄昏眺望黎明》尤其值得我们珍视，因为它对卑微者生存境遇与精神向度的体认，达到了诗意与哲思相结合的圆融境界，可以看作他创作上的一次飞跃。

相对于代言体的底层叙事而言，吴佳骏对卑微者的书写是“在场”的写作——“生活的在场，事物的在场，情感的在场，灵魂的在场”。“在场”以及与卑微者境况、情绪的通约，使得其散文摆脱了自怨自艾的狭小格局，激荡起天地间的悲悯。散文集的第一篇《在黄昏眺望黎明》以城市漂流者眺望乡村的情感逻辑，在城乡之间建立联络，勾连其我与故乡、叔公、父母、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当“我”以眺望乡村亲人的目光揣度来自乡村的农民工时，就实现了卑微者生命感的集体认同，眺望就饱含了家园意识与人文关怀，并透露出理想主义者“从来不能和都市的生活相通的固执”（胡风《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

散文集的调子是低沉的，呈现的主要不是卑微者摧毁命运的姿态，而是卑微者被苦难命运或强势人物摧毁的姿态。《光亮唤醒沉睡的灵魂》《记一个年届四十的朋友》《被黄土收藏的人》《水稻扬花的季节》《穿过黑夜的身影》等文莫不如此。然而，由于散文中存在着一个具有悲悯情怀，执着向上的“我”，因此，作品既诠释了苦难是一种存在，又召唤着生命的明媚之光。吴佳骏的眼光，永远是向下的，默默注视着、体认着、悲悯着弱势群体；但他的散文带给我们的，永远是向上的，对良知、真爱、理想、尊严的激情拥抱。

这部集子属于深度写作，有着思想的重量。吴佳骏以锐利的眼光调动生活的记忆，把日常人事片段加以巧妙剪辑，构设了富有思想深度的意义结构。而且，他力图摆脱单向度的表意模式，追求繁复的思想结构。《被电影虚构的生活》诠释了电影对于乡村儿女来说所具有的多重属性：现代文明、乡村尊严、人生陷阱。这几个方面纠缠在一起，牵动着乡村的生存尊严与男女缘分。“我”最终获得了请人放电影的资格，为家庭赢得了尊严，而一起走过孤独岁月的乡村恋人却被城市的电影吞噬。在《河岸上游荡的生灵》中，一条河流承载着太多的哀伤：远方的诱惑、人性的贪婪，生态的破坏。在散文集中，所有思想的生发，都有着乡村世界的质感，源于场景、人事、意象的有机组合，但又超越了影印乡村人事的笨拙方式。

散文集的语言充溢着灵气，景物描写鲜活贴切，善于以新颖的修辞点化乡村人物，使得叙述既贴近大地，又富有思想张力，形成了写实与写意水乳交融的风格，借此抵达了人物灵魂的深处。加之精致的细节、诗化的情境与思想的点化结合，使其作品最终接近了诗与思的圆融境界。

                                                          原载《江南晚报》2012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