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匹懂得生活的

    好马   

江 飞 

    佳骏者，好马也。我虽与之神交已久，却一直无缘亲见，他时而隐于乡村，时而匿于城市，我时常朝他的所在遥望，而他总禁不住回头凝望。这是一匹年轻淳朴的马，这也是一匹历经沧桑的马；这是一匹清秀帅气的马，这也是一匹孤独忧郁的马；这是一匹勤于思想的马，这也是一匹懂得生活的马……他说“没有谁能够进入一头牛的内心世界”，那么于我来说进入一匹马的内心世界同样是难以想象的，所以现在，我只能从《掌纹》里看他漂亮的身姿，听他低回的嘶鸣，只能靠近、抚摸并感同身受地体认其藏于文字背后的“精神的光芒和生命的温度”。

   《掌纹》是属于这匹马的第一段人生总结，记录着他这些年来跋山涉水的羁旅历程，是他献给故乡、父母和生命的挽歌，是他“用心”描绘的纵横交错的命运图谱。那一条又一条如谶语般的纹路都指向过去，指向那个内心寂寞荒凉的乡下少年。我毫不掩饰对这个乡下少年的欣赏，因为“他”与我是那样相像，“逃离乡村，进入城市”，我——曾经的一个乡下少年——在诗歌练习簿上写下的话语，再次在另一个乡下少年身上映现，这或许是两个乡下孩子冥冥的约定，抑或是无数乡下少年共有的心事与情怀，只是他的忧郁和彷徨、疼痛和梦想比我的更深更重也更曲折艰难。我想，对于一个乡村少年来说，孤独、敏感、坚韧是父母、乡村以及底层生活馈赠的最沉重又最珍贵的礼物，为此，他不得不承受超负荷的农事重压，不得不在贫穷和疼痛里积聚沉默，并在这沉默里思考和酝酿新生的路，也因为此，他开始学会在自然万象里认识他人、自我以及整个世界，他目睹了一只蚂蚱的悲伤，并看见一种伤痛正在填满空乏的粮仓（《蚂蚱的悲伤》），他在捡拾麦穗的收获里感到了困惑和恐惧，并最终知道麦子与人类精神情感存在着的隐秘建构关系（《麦粒的重量》），他看穿了一架转动着的水车的悖论，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寻求解脱的路子（《水车转动的年轮》）。一匹懂得思考的马无疑是一匹好马，他所感受的幸福和那些只会在马圈里吃草散步的马的幸福是迥然不同的，只是很多时候，这种思考在洞察事物和生活的本质的同时，往往会刺穿自己的渺小和悲哀，所以思考的悖论在于思考者一不小心会沦为“躺在稻草堆上的呓语者”，我想这自然也是个象征或者隐喻，是这个少年留给自己以及我们的一个谜语，或许当我们的心中长满荒草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那些可以承载我们身体和思考的“稻草堆”早已灰飞烟灭了吧。  

    当越来越多的散文追求小说化叙事、零度情感叙事，甚至许多作家“聪明”地在历史轶闻和新闻报导里结构散文的时候，我倒十分怀念那种情感真挚、有着生命浓度和热度的散文来。“情”是散文的根，没有根的散文那只能是浮萍，只能枯萎或流逝。毫无疑问，这匹马是极聪慧的，他紧紧地咬住了这个“根”，正如他所说，“无论是在漂泊的路上，还是在风雨的途中，只要我握紧拳头，便抓住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抓住了我的故土和乡愁；抓住了我生命的根”（《代跋·几句话》），在不断回望故乡和亲人的记忆里，他一点点复活了自己的疼痛与博爱、离愁与悲悯，“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我不得不说这是一匹多情的马，一匹懂得感恩的马。《掌纹》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无外乎“父亲”、“母亲、”“乡村”，这在当下诸多乡土散文作家那里是极常见的话语资源，当然堕入煽情、滥情等套路的庸常之作亦不在少数，这正是我的警惕和担心所在，我想也是这匹“好马”自觉规避的陷阱所在。所以，自始至终他不是为文造情地敷衍篇章，而是在专心致志地以自己的真情感受抒写一个对象，那就是“命运”：一只澡盆的命运（《图腾的澡盆》），一间乡村诊所的命运（《乡间诊所》），堂兄元庆的命运（《祖脉上的兄弟》），姐姐的命运（《姐姐的地平线》），小姑的命运（《对一个女人的记忆和想象》），父母的命运，乡村的命运（《鬼魅飘荡的村庄》），以及“我”的命运（《风吹在贴着纸的墙上》）。比如命运在母亲那里，是读书梦的破灭，是提前扮演一个家庭妇女的角色，是没命地干活养家糊口还债，也是从河水里退回来继续受着生活的煎熬，“母亲没有文化，她称自己的命为‘黄土命’”（《母亲的世界》）；命运在父亲那里，是酒精的麻醉，是在隐忍和幽闭中独自承受着的肉体折磨和精神苦难（《父亲的疼痛与乡愁》）。只有经历了生死悲喜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生死悲喜的人生涵义，与其说“我”在描写父母，毋宁说是倔强而坚强的父母以他们的伤痛教给“我”人生的必修课，“他们是我生命中两株带给我精神力量的苦难的‘向日葵’”，而“我”和他们也在疼痛中彼此取暖并获得前行的力量与慰藉——苦痛在两代人的血液里传递，彼此所得的不再是双重的苦痛，而升华为爱和温情，这或许正是作者所说的，“面对人类共同的苦难，除了勇敢挑战，更要恢复人性中的温善与朴素，恢复内心深处执著地爱的能力”（《一头牛领着我走》）。

    而以上所有的命运整合起来便是整个乡村的命运，破败、苍凉、朴素而又温善，这是佳骏的村庄，也是我的，或者更多人的。我们不难从其灵动的句子中发现佳骏的诗人本色，比如“没有春天的母亲，用自己寒微的一生，千百次，将春天唤醒，像唤醒另一个人提前到来的幸福”（《寻找冬日的灯盏》）。然而，他的诗性情怀并没有让他故意为乡村涂抹上唯美的乌托邦的色彩，相反，他笔下的乡村是黯淡的，忧伤的，病态的，甚至鬼魅飘荡，苦难丛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从乡村到城市的必然之路是对命运的勇敢挑战，是一种生命的承续，更是一种人性的恢复，精神的超越。而生命的尴尬在于，费尽周折进入城市的乡下少年突然发现城市同样是幸福与悲伤交融的地方，在喧嚣与浮躁的裹挟之中他又不得不从城市的夹缝中寻找自己渴求的方向（《一个乡村孩子在城市的游走》），“我”终将明白：城市终究是不属于马的，或者说，马的命运在于草原或者流浪。佳骏所感受到的这种身份认同的艰难正暴露出一个“精神流亡者”的宿命，正如萨义德所说，“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地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知识分子论》）。这种中间状态的生存/精神境遇于个体而言意味着不得不承受两相撕裂的痛苦，而于散文写作却又意味着无限张力和生机的可能。所以，他对乡村和父母的回望既是怀念，又是救赎，乡村与城市，这种二元对立的冲突，是其不可调和的精神困境，也是其散文需要继续勘探的存在真相。

    一匹马究竟能承受怎样的生活重量？在后现代语境中，生活之重，很容易被“审美”、“诗意”的脱身术消解于无形之中，只剩下虚蹈、凌空、貌似繁华的碎片。而佳骏则是坦诚的，甚至是固执的，他所追求的是“真切的、原生的、细节的、向下的，带着泥土和草腥的味道。有大地的湿度和热度；有牛的重量和疼痛；有人的挣扎和温存”，我很赞赏这样的写作立场和态度，因为这是一个虔诚的写作者在命运的浮浮沉沉里体味到的真知灼见，是道德良知的本原，是爱的能力的显现。在这些精挑细选的27篇文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生活史”，这似乎是“原散文”的主张，而这又何尝不是生活的主张？巴尔扎克说，“生活是我们的衣服”，华美的裘未必是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温暖，漏洞百出的破衫或许才是我们摆脱不了的一生珍藏，如果说散文是“生活的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肯定不是为了展览生活，而是为了让步入其间的人都能够发现、进入、抵达、揭示自己的生活真相。在对生活的体认中，完成对人的发现和关怀，文字建构了他的生活，而生活又建构了他的生命个体，懂得生活，才能懂得散文，生活在奔跑，他也在奔跑，正像一匹马——这是佳骏参悟生活的“掌纹”之后告诉我的又一个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