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对长江以南经济高速发展的随想

一位哲人的预示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 当一种事物使人们的感知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时, 将预示着一场新的革命开始。

江苏这块虎踞龙盘之地, 一改六朝金粉靡之气, 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 与其说这场变革是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 到不如说是由农业社会一跃进入现代工业社会。

这场变革在苏南的无锡、苏州地区和苏北的扬州地区最具有代表性。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 达到出乎人们想象的程度。这里的经济不是人们常讲的乡镇经济, 远远比费孝通教授所描述的“苏南模式”所期望的规模还要大, 而且是规模经济或超大规模经济, 至少在中国相对其它地区可以这样讲。

现象之一: 这里的城市规模在迅速的扩大, 而城市的规模大小预示着经济规模的大小。这里城市的特点是城市与农村没有明显的界限,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结合部更不具有明显的特征。农村像田园式的城市, 城市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缩影或标志。为此,在这里城市的概念或许是不完整的。

现象之二: 承担经济超高速发展的主力军, 是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当年毛泽东主席曾把农民的热情和积极性调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建设, 其动因是革命和阶级斗争, 现在江苏无锡、苏州、扬州三地区的农民发展经济的直接动因毫无疑问是经济利益。另外,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地区的农民在获得了经济利益之后, 便迅速的把资金投入到祖祖辈辈所期望的基本消费,即民居。最能反映他们消费意识的是“村连村”、“户连户”的一家一舍的有中国地区特色的西方式“小洋楼”, 我们庆祝农民告别了过去,在全中国不会有人妒忌农民取得的经济利益, 可以断言中国农民起来之日, 便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之时。

现象之三: 基本消费满足之后,一改过去中国农民的陈旧落后观念, 不是攒钱等待灾荒之年, 而是立即投资于项目扩大再生产, 发展了再发展。这就是中国农民成熟的表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江苏沿公路、水路数不清的工厂如同汪洋大海, 忙碌的人们如同进行“战争”, 在他们面部表情上找不到某些北方人呆滞和愚钝及无所事事的表情。一个民族如果进入这样一个竞技状态, 这个民族绝对是不会挨打的, 绝对会创造出人间奇迹的。凡是到过该地区的人们也是不会怀疑的。

现象之四: 虽然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意图使过热的经济冷却下来, 其目的是限制通货膨胀并不是限制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这里既没有过高的通货膨胀, 又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这就是秘密。目前的事实是, 数以千万的人进入市场,经济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有些地区如扬州经济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短短几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 亿元,怎么能不令人振奋。这奇迹是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大规模动员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果。

现象之五: 一切经济活动都在接受市场这个无形之手的有规则的调整。每天有无数个经济实体在诞生, 也有部分企业在灭亡; 有无数个新产品在出现, 也有部分产品被淘汰。令人可喜的是农村初步出现了集约式的合作经济, 又不同于解放初期毛泽东式的合作社经济、人民公社经济。前者是在理想基础上的非自愿的行政结合, 后者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上的自愿结合。工业由个体单元走向集团集约化。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现代化。

当全中国人民都与江苏人一样行动起来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起飞,就会成为现实。

“春兰”奇迹

人们并不一定知道江苏有个泰州市, 但是知道“春兰”空调的人却不少,而“春兰”就在泰州。现在中国奇迹很多, 而“春兰”奇迹则是无数奇迹中的最为奇迹的奇迹, 1985 年还是一个资产不足200 万元的小企业, 如今已是一个拥有制造、金融、贸易为一体的多元化大型经济实体,即“春兰”集团。1994 年固定资产为26 亿元, 1993 年全国500 家大型企业排行为第102位。

“春兰”从起步到发迹仅仅用了10 年时间。可以说前四年是起步, 后六年是发迹。如果仔细研究“春兰”的年增长曲线, 它的的确确是一条使人吃惊并不敢相信它就是“春兰”的巨变轨迹线。根据第三者提供的资料,1990 年产值2 亿元, 1991 年产值6 亿元, 1992 年产值15 亿元, 1993 年50 亿元, 1994 年80 亿元, 1995 年88亿元。并且规划到2000 年产值达到300 亿元,年轻的43岁的总经理陶某夸下海口说到自己退休之日也就是2012 年产值达到1000 亿元。先不谈他的规划目标,就看1990 年以来的产值就足够了。

这种爆炸式的经济增长, 别说国有特大型企业望而生畏, 就是东部开放比较早的地区的大型企业或西方跨国大型企业也可能会望洋兴叹。根据西方世界的一般现象而论, 要成功的建设一个相当规模的大型企业或集团式大型企业, 在日本至少需要两到三代人的努力, 最成功的松下公司仅用了一代人, 也就是说40 多年才达到目前的规模。当然“春兰”和松下比较差距还很大, 不过“春兰”仅仅用了10 年时间。设想如果发展过程不出现什么特殊意外(政治的、经济的、市场的因素) ,“春兰”是会成功的。

但是, 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实质, 而我们感兴趣的是“春兰”究竟靠什么因素成功了呢?从表面现象看靠的是正确的决策、严格的管理、规模化的经济、多元化的策略以及新技术、质量、素质、高效劳动生产率等。但这都不足以说明问题。我认为最核心的是三个因素: 一是人。“春兰”的成功就是有一批杰出人物组成的群体, 而在这一群体里面又有一个杰出的代表。试想某些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关键人物,这就是企业的主要决策人。

二是环境。“春兰”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而且充分挖掘并利用了环境的资源。具体地讲超大环境是国际和平与发展, 大环境是中国改革开放, 中环境是江苏超前发展的市场经济, 小环境是泰州市政府的全力支持, 小小环境是“春兰”员工的同心同德。而处在不发达地区的企业不是没有利用好环境的资源, 便是环境本身就是对企业的一种制衡。

三是精神。振兴民族工业的“春兰”精神。近代不论是清朝中后期的“洋务派”, 民国初期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共产党人, 他们都有一个对中华民族至诚的基本动机,即“实业救国,振兴民族工业”。也是“春兰”发展的精神动力源泉。不管怎样说“春兰”总有一个精神支柱在支配着“春兰”。试想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支柱在支配,那是可想而知的。

一个小故事

张家港的经验在全国早已人人皆知。在没有去张家港之前看到资料上有这样一个故事: 去年秋天, 有两位姑娘在苏州城里逛街, 边走边吃橘子, 橘子一片一片送进嘴里, 剥下的皮则一次又一次送进套在胳膊上的塑料口袋里。苏州市一位干部见到后向同行的人介绍说:“这肯定是张家港人。”上前询问,果真如此。

这个故事虽小,但意义深远。两个姑娘行为平凡,但却引发了人们思绪万千。为此激发了去张家港的动力。需亲自体察一下张家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是如何落实两个文明建设的。

一踏上张家港的地界就给人以清新的感受。长40多公里宽50 多米的平坦水泥大道, 两边一路鲜花, 十分娇艳, 整齐的路旁植树, 醒目的道路标志, 田园式的乡村, 绿油油的稻田, 风格各一的居民, 成片的工业村镇,使人目不暇接。当进入张家港市区,又给人以振奋,完全是一个花园式的城市, 整洁的马路, 成群的楼房, 地毯式的草坪, 严格而有序的管理, 文明而疾步的市民, 紧张而自信的官员, 加上一批批慕名而去的朝拜者, 组成了一幅幅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美丽而动人的景象。

更使人感兴趣的是经济发展之后, 人们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1994 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152. 8 亿元,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600 元,人均GN P 折合2214 美元。张家港已进入小康。昔日一座不知名的小城市, 经济薄弱, 结构单一, 人民贫穷, 文化落后, 曾被人们称作“苏南的西伯利亚”。邓小平南巡谈话以来, 经济突飞猛进, 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一跃成为苏南乃至全国的一颗大放异彩的明珠。现在建设一日千里,人民相安而居,生活富而有余, 集体而自由, 分配差距不大, 工作有保证, 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 官民关系融洽, 个人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总体给人感觉社会主义在张家港。

引申一步讲, 使人想起了50 年代大跃进时期谭震林曾描述过社会主义蓝图。他说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人人平等, 分配上公平合理, 官民平等, 人人觉悟极大提高,生产资料极大发展, 生活物质极大丰富, 村村通公路, 县县通铁路, 每个乡镇一个飞机场, 农村做到犁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 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 全国实现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外国人在评论时说: 谭震林是描述社会主义蓝图方面最全面的一位共产党人。

今天, 我们以此对照张家港是不是社会主义, 两位小姑娘的故事是不是很深刻。所不同的是张家港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当然,我们的兴趣远不是这些现象, 到底张家港成功的内涵是什么?

一是善于抓住机遇, 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 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相信没有实力就没有地位。

二是务实求真, 真抓实干,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分秒必争,绝不依赖,绝不等靠。

三是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优越性与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结合起来, 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机制结合起来, 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以公有制为主体, 面向市场, 摒弃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引入竞争,鼓励勤劳致富, 提倡奉献, 先富带后富, 社会全面进步,人民共同富裕。

四是严字当头, 把加强思想教育与严格管理结合起来。如城市卫生、城市绿化、计划生育、文化教育等取得的成绩,除了思想政治工作外,就是严格的管理。两个姑娘在苏州的行为就是严格管理带出来的。有人说城市管理的好坏是个文化问题、素质问题、经济发达程度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经济、文化、素质没有达到以前,严格管理照样能管出水平。张家港就是典型。

五是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结合起来。具体做法是一把手抓两手, 不把精神文明当包袱, 必须放到突出地位, 强调制度化、规范化, 重在建设, 舍得投入, 实践证明精神文明为张家港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物质文明又为精神文明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六是张家港之所以各项事业发展得快发展得好, 正是有一个思想作风过硬的领导班子, 有一支具有献身精神的干部队伍, 特别是一把手的带头作用, 市委书记秦振华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

为此, 从小故事引出的大思考给我们上了一课, 共同的认识是: 中国是有希望的, 社会主义是有希望的, 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准确的。

上海人的自信

不管什么时候上海人总是那么自信, 不论是到天涯海角遇到上海人总是以上海而自豪, 到底是天性还是地理的优越感,这里不想议论。

翻开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 上海的确有过昔日的辉煌, 曾是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文化中心, 历史也曾给上海许多美称: 什么东方的巴黎、东方的华尔街、远东的曼哈顿、中国的商业圣地、亚洲的金融中心, 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也有许多褒誉:什么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和上海滩等。

曾几何时, 上海落伍了。40 年一贯制, 原是老面孔,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相比显得很逊色, 尤其和深圳相比更是相形见绌。然而, 上海人仍抱着以往的殊荣而沾沾自喜,但没有往日那种趾高气扬了。

但进入90 年代后, 我们的共同感觉是上海变了, 上海人又变得更自信了。上海昂起了长江的龙头, 开发浦东, 复兴上海, 重返国际大都市的行列, 已变为上海人的行动。

几年之内, 上海突飞猛进, 到1995 年底上海吸引内外投资达145 亿美元。集中资金快速建设起了上海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电视塔, 内环高架桥, 浦东国际机场, 地铁一、二线, 越江隧道, 杨浦、南浦大桥, 尤其是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站在高处往下看,到处是高架吊车。难怪外国人说世界四分之三的高架吊车都集中在上海。特别是350 平方公里的浦东正在日夜兼程地建设之中, 其规模之大、场面之巨、速度之快、标准之高、现代感之强, 令人振奋! 令人惊叹! 相比之下昔日上海滩带有殖民色彩的洋楼显得无精打采而又矮小。但还是没有抹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痕迹。总之,上海不论从哪个角度讲,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一是实力雄厚, 二是规模宏大, 三是气度非凡, 四是环境优越。无愧于中国经济龙头的光荣称号。

上海人的目标是要大力推进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商品化、货币化、价格市场化、企业法人化、住房商品化和福利社会化。促进计划和市场接轨, 金融、贸易、产业、管理与国际市场接轨。最终建立大市场, 建设大交通, 组建大企业, 组织大开发, 产业大调整, 推动社会腾飞。实现经济每年增长10 %以上, 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22 亿美元, 在总量上赶上同期的“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到2010 年成为世界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

国外有人评论上海的发展说:“在中共的支持下, 上海正在恢复它作为繁华兴盛的世界大都会的形象, 重获它昔日的自豪、激情和繁华。然而,差别在于执掌这一切的不是西方人, 而是中国人自己。”随之而出现了“中国威胁论”。

从蛮荒走向现代

从西汉王朝到清王朝, 海南始终被认为是蛮荒之地。所谓流放海南, 发配云南, 充军新疆, 是指对犯罪的有过失的和不满朝廷的官员以及平民罪犯打发到这些地方以示惩罚。海南就是其中之一。

解放后, 由于种种原因, 海南作为边疆要地一直处于封闭和落后状态。海南的经济、文化建设在全国算是最落后的了。

1988 年海南省办经济特区以来, 海南才走上了自己发展的道路, 而海南的现实是700 万贫穷人口, 一无人才,二无工业,基础设施基本是零。不屈的海南人经过8 年的艰苦探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制定了“一省二地”的发展战略: 将海南建成为“中国的新兴工业省、中国的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度假休闲旅游胜地”。然而,海南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88 年建省, 1989 年动乱;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谈话, 1994 年初全国宏观调控, 8 年的经济建设是两上两下,恰好是一个正弦曲线, 就是这样海南的经济还是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特别是“八五”时期海南的国民经济整体实力大为增强, 年平均经济增产率高达18. 5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2 年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1994 年在全国排位是第9位,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7. 6 个百分点。1995 年全省GN P381 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人均GN P 634 美元,接近小康标准。

实际上, 海南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其动力是来自内地市场的拉动。没有内地的投资和全国高涨的旅游热,海南的经济发展不到现在这样的程度。目前,海南人的目标是到2000 年实现人均GN P 达到10000 元,基本消除贫困,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虽然, 海南有了发展, 但是, 给人的印象海南还是很落后, 工业基础很薄弱, 工业增加值还很低, 听说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旅游业仅仅才开始, 其旅游业的管理方法和手段还不配套, 著名的旅游景点卫生很差; 农业可以说还是传统型的, 中部山区基本上还是手工式的落后农业; 房地产高度暴涨之后遗留下一片片半拉子停工工程, 其造成的浪费之大难以估计; 作为海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海口市并不大, 因此, 其消费也有限。特别是工业规模也不大。按一般的发展经验, 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所以, 海南仅仅是走向现代, 而不是现代化。

投资的流向

马克思认为:在市场上,资本是利润的化身。如果有适当的利润, 它就会使人活跃起来; 如果有50 %的利润,它就会保证被到处使用; 如果有100 %的利润, 它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如果有200 %的利润, 它就会冒被绞死的危险。

深圳、上海和海南地区经济建设除了国家投资、地方投资以及国家政策倾斜外, 其投资主要来源于外资、港资、台资、侨资和国内投资, 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投资。在这些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建设的楼堂宾馆和合资企业, 而大部分是商贸性质的并不都是产业性质的,而且许多都是闲置的无多少生意可做。

这就说明东部开放地区是吸引投资的强大磁场。根据投资流向的一般规律, 哪里经济有活力, 哪里利润高,哪里就是投资的聚集地, 不论是什么经济机制它都始终是这样, 特别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根本转变时期,更显得突出,更显得不平衡。

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越贫困的地区越去帮助富裕的地区, 形成了一个“穷帮富”的奇怪局面。仔细研究这个令人尴尬的局面, 实际并不奇怪, 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中国也不例外。现在不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资金、人才(所谓中国几所著名的大学不是花人民的血汗钱为外国培养人才) 大量流向西方发达的国家吗? 而发达国家又以高附加值的技术、产品再输入到不发达的国家,形成了二次索取。

因此,在中国形成的“穷帮富”,也就不奇怪了。政治家、经济学家心里是明白的。然而,这是一个谁都想解决而又不好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东部开放地区、开放城市是在国家的政策导向下, 先由内资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投资帮助这些地区和城市把基础设施搞上去,然后才吸引外资的投放。如海南省1988 年到1992 年国内投资达200 亿元, 其中投资产业的56 亿元, 国外投资8.7亿美元, 平均折合人民币约50 亿元。充分说明国内投放占主要地位,进一步证实了是“穷帮富”的结论。

然而, 贫困地区投资到这些地区和城市的资金是否见到了效益值得研究, 也不能否认部分投资是见到了效益。但是,相当一部分投资没有见到效益,而另一部分投资是流失了, 炒房地产的陷入了困境, 不是卖不出去的房子, 便是未干完的工程; 炒股票的放了个马后炮, 赔了夫人又折兵;办企业的被人骗;搞贸易的上了当。等于拿上国家的资金和贫困地区的血汗钱给富人和骗子垫了个底,多么可悲。

总之, 可以肯定地说: 我国东部地区的开放是非常必要的, 没有东部的开放就没有中西部以后的发展, 也就不可能实现富帮贫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