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美妮老师走了

    认识张美妮老师，是在1996年的春天。

那时，我的第一套儿童文学作品——冬妮梦幻童话在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那时我什么也不懂，甚至不知道自己写的东西是否有人看，当时只是想写一些和工作无关但又有趣的东西。那时在杂志社做记者编辑非常轻松，不象现在的记者忙得要死。因为我完全是个新人，出版社把书稿拿给了北师大中文系儿童文学的教授们去提意见，没想到当时首师大的金波老师、北师大的浦曼汀老师、张美妮老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时，张美妮老师拿到6本中篇童话说：“本想选一两本翻阅一下，谁知一读竟未释卷，把6本童话一气读完。其中那些大胆的奇思异想，很是诱人，而那发人深思的哲理性思考，更让我心动。”我没有想到我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不久，那其中一本的《屎壳郎先生波比拉》获得了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我想，我是很幸运的。第一次写作，就拿到这样高的荣誉。也许正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更不清楚大家都在写什么，没有那样多的禁忌，所以我有了与别人不同的写作风格。但是，不懂是侥幸的；要写好作品，还是要懂更多的东西。于是，我有了新作品总爱去找金波老师、美妮老师，让他们看看。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也顺带增长更多的知识。

美妮老师的家就在师大，开始我住城东南，后来我住城正北，无论我住的地方离师大远近，其实，我是很少去美妮老师家的。我不是一个特别爱交际的人，去人家总觉是在骚扰别人，而且不太会客套，就像我小时候我妈说我的那样:连叫声人都不会。偶尔，我为一些事去美妮老师那里，总带些花花草草，想是作为骚扰老师抱歉的礼物，也算让花草带我说点什么吧。新年春节什么的一到，我也爱寄去个小娃娃或是一条软软的围巾，让它们帮我问声好，把一份快乐和轻松带到美妮老师的书房。

就这样，我们都住在北京，但是并不常见面。美妮老师有了著作总是给我寄上一本，翻开那些评论我作品的文章，我仿佛看到美妮老师清瘦的面容上那清爽的笑。我有了作品，也时常寄给她。不为别的，只是有一种汇报学习成绩的心理，尽管我并不真是她的学生。

去年，四川《顽皮娃娃》的鄢主编来北京，从她那里才知道美妮老师住院的事情，我们约好了跑到肿瘤医院。我买上一篮的粉色百合，带上数盒据说能提高晚期病人免疫力的营养液。走进病房我才发现，三个病床的病人拥挤在很小的空间里，美妮老师的床在中间，那里根本没有摆放鲜花和坐人的地方。

美妮老师看上去更瘦些，但是精神似乎还好。她带我们坐到走廊拐角处的椅子上，我们聊了20分钟。我对美妮老师说，我要到一本儿童文学的杂志当主编去了，我想把这本杂志做成真正的儿童绘本杂志。美妮老师像是在对自家的女儿说话：“冬妮，你在现在在一本畅销的杂志（指《婚姻与家庭》杂志）当主编不知道做儿童文学类杂志的艰难，那真是很难的，不赚钱你怎么办啊？不要傻，别傻了。”

是啊，我从原来的主编位子上下来，没有人不奇怪。那是畅销了十几年的杂志，至今也销量不少；而我却真的一点也不喜欢它，我喜欢做我喜欢事。哪怕是它看上去有点天方夜谭。

接下来的一年我都在忙我的天方夜谭。一期、二期……《超级宝宝》绘本杂志已经出版，虽然，它并不完美。在北师大庆祝张天翼诞辰百年的座谈会上，我看到了张美妮老师，那天见她虽然更瘦了，但看上去脸是那样粉红。我想，美妮老师一定还是恢复了。本想会议结束时与她说上几句，但是会没开完，她就提前走了。

    日子在忙碌中过去，《超级宝宝》出到6期的时候，我正在鲁迅文学院参加第六期儿童文学作家班学习。一天傍晚，《中学生》的副总赵霞问我：“你去看张美妮老师吗？”我说：“过几天，等没课的时候。”赵霞几乎用吃惊的眼神望着我：“你不知道？”“知道什么？”“张美妮老师去世了，就在上周五的早上。”

我呆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赶紧说：“我去！”

周二的早晨，我和云南的余雷、安徽的杨老黑从鲁院坐公共交通去了八宝山，与美妮老师最后告别的大都是北师大的老师和学生，来的人并不是特多。我想，一定是大家都和我一样，还不知道消息吧。哀乐总是叫人心酸，叫我心酸的是我最后看到的美妮老师与我见过的判若两人。那清隽的面容和黑色的长发怎么不见了？躺在花丛中的微胖的已经脱得没有头发的难道真的是她？

10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美妮老师走了，而我和张美妮老师没有拍过一张合影。

从这天起，也许我该去和我生命中结识的每一个老师、每一个朋友留个影。等到我们分别的时候，我可以时常拿出一个念想，对自己说：这个人曾经与我是那么的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