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汉字的发展总趋势就是由简到繁

拙文〈〈汉字的社会学研究》曾说:“最常用，最古老的宇，笔画大都不多，相反非常用字，现代字笔画就不得不多起来。这与拼音文字由单音节向多音节宇发展，其规律是一致的。”于是聂鸿音先生就反驳我说:“被称为代表了美洲最古老文化的玛雅文字，字形之繁复是世界所公认的，不知毕先生是否对古玛稚人的思维进行过研究，能够证明他们的思维的“复杂深刻”远胜于现代人？”化这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我讲的是汉字的发展，由于字数的增多笔画也随之增多，可聂先生一来就讲玛雅文字刨始的复杂。请问汉字今天的繁化现状和古玛雅文是可比的吗?而且，自称是能“综合世界上各种文字的事实”的大文字学家聂先生，您知道十六世纪的玛雅文是怎样的吗？它比它自已上古时的文字是繁是简？其实如果找本来就复杂的文字，必何用玛雅文吓人，中国的西夏文就够复杂的了。但这与文字发展正规律的繁化完全是两回事。而且，玛雅文是拼音文字，它的发展规律是音节的增加和变化，不是笔划的繁化。逻辑学里最普通的原则是“不同类不相比”，甚至小学的数学都有这样的原则。像聂先生这样‘拉郎配’似的乱比一通，我看“违背逻辑学基本常识百草的论证”（聂文责我的原话）这个断语不是留给聂先生自已为好！

聂先生将我的“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繁化”，斥为“古怪的命题”，可是找来的三个字例恰恰证明了文字是由简变繁的发展规律。他说：“还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说文解字》中部首如：艹、ㄅ、囗等，已经只用几笔就能清楚明确代圾思想含义了，可是人们却偏偏习惯写成草、包、围，如有人要把她们简化成艹、ㄅ、囗一定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吧？”（原句如此）聂先生自己举的实例，自己却说不得不出原因。只好由我来解答。在《说文》的时代，这三个符号既是部首又是字。《说文》分别对她们解释说：“艹、百艹也，凡艹之属皆从艹，”但是，后来，艹之属的字越来越多，于是将艹加了声旁成为草本字，以区别于偏旁的艹；〈说文〉又说：“ㄅ，包也，像人曲形有所包，凡包之属皆从ㄅ。”但后来也许是为了本字的方正，加了意旁‘巳’（胚胎之意）成为包本字，以区别于部首的ㄅ；〈说文〉又说：“囗，回也像周匝之形，凡囗之属皆从囗。”但后来明显是为了避免混淆，将囗加了不同的旁机时成为回、围本字，并与口字加以区别，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很多。这也就是汉字繁化一部份发展规律，可是聂文对此先是反对，接着又对自己反对的原则举例赞成。真是一张 嘴怎么用都可以的。

所谓‘化’是一种变化的过程，即由‘不是某’变为‘是某’。所谓‘规律’也不应具有任意性。所以我对聂先生的反对‘繁化’却又从不变的角度赞成‘繁字’；以及小学家们的“东土行简，西土行繁”的古人任意性的选择文体的说法都不敢苟同。那么，古代文字体系又是怎样演变的呢？

研究甲骨文有年的陈炜湛先生对古代文字的发展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甲骨文是正在发展变化中的一种文字体系。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甲骨文，而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它。……就单字而论，在273年之中甲骨文字逐渐趋向繁复，是由简到繁，而不是由繁到简。……应当着重指出的是，甲骨文字的发展变化，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并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发生的。我们既要承认它的阶段性，同时又得注意其渐变性。”又说：“……甲骨文中富于变化的异体字，有些是同时并存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时代先后的不同而产生的……。”（9）陈先生古代文字繁化的结论是正确认识汉字发展规律极有价值的论证。它也给“东土行简，西土行繁”不是任意选定的一个可能的合理解释。这就是说，它们所以如此，是由于地域广阔，文字发展阶段差异造成的。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有人竟举了“车”的例子证明古文就是由繁而简（10），是简化。那么，也只好把所有可能找到的例子(即样本)来调查一下。我选用了李圃选注的《甲骨文选注》后附“正文所收甲骨文字检索表”做样本。调查结果是：该表共收269字(约占已认知的甲骨文总数的1/5)。与今字泪比今字繁化的计214字占80%，简化的计17字占6%，不繁不简的计35字占14%。由此，可以知道原来有些“学者”的研究就是如何用少数例证去掩盖大多数的实情。学术上的假冒伪劣产品也就是这样出来的！

总括说来，汉字发展在楷书以前，是以繁化为主，每次大的文体变化与调整时，大约只有10%的宇是简化了的。至于楷书以后，至少字数的增加是与笔画的繁化成正比例发展，而不是相反，否则汉字一路简下来岂非只剩下一、二、三了？在楷节定型的近两千年间，行、草和手头字、简化字始终作为楷书的辅助字体而流行于世。而且，古人一直以“识繁写简”或“正繁便简”，这种聪慧做法来协调“保持正体楷书传承一贯利于表现辨认”和“行、草、简手写方便”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