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篆隶变的“以趣约易”不做“笔画简化”解

拙文中曾举《说文解字·叙》中的话，以证明文字不起源于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于是聂先生趁机说:“不知毕先生注意到没有，就在这段话以下不远，许慎说了这样的话:“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从此绝矣。”是不是毕先生认为从大篆到小篆，从小篆到隶书的变革也不代表汉字的发展趋势呢？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毕先生对此的论证。”“不久”被拖了两年，时间是长了点。从大篆到小篆到隶书的变化也代表汉字的发展趋势之一，这点我和聂先生是一致自的。可是、这个趋势是什么？我却与聂先生大相径庭。我的结论是聂先生早就知道的，不是“简比”而是“繁化”！那么，“以趣约易”又做何解？对此我的“论证”如下:

第一，从行文上说，许慎这里概括的是隶变的具体情况，所以，如果隶变字的笔画有增有减，那么许慎只说一种现象，而不提另一种现象，这种文章就叫不通！所以，从行文上说、许慎这里的“约易”二字显然不指笔画的增减。

                     第二，如果“约易”指的是笔画的简化，那么按聂先生的也包括许多文改先生的结论，汉字的发展趋势只是笔画的简化，（1）那么从甲骨文到大篆，由大篆到小篆也都该是“约易”那么一下子了?但是，为什么从甲骨文到小篆的简化不叫“古文由此绝矣”，(当然，甲骨文许慎当时还未见到)，从大篆到小篆的简化 也不叫“古文由此绝矣”偏偏隶变的简化被叫做“古文由此绝矣？”显然“约易”当另有所指，而且，指的是与以前的文字变化完全不同的一种变化。因此“约易”二字不做笔画的增减解，这又是我的第二个“论证”。

                     第三，也许是社会学者的职业病，总要搞个抽样调查才放心，虽曾被斥为“庸俗唯物论”也九死而不悔。所以就选用《中国书法大字典》里的字来做样本。我之选用这本书，首先是它太普及了，不是什么孤本秘笈，读者随便就可以找来核查，由不得我信口雌黄的。其次，它既收有《说文》的小篆，又收有(清)顾蔼吉的《隶辨》中的隶字和(清)吴大激的《说文古籀补》中的古籀(大篆)，所以，进行比较研究起来是很方便的，还有，就是合格的样本(即字典中可用的每种宇体的字数)数和全及总体(现存的各该种字的体总数)之比很高，即抽样率很高，有足够的代表性。当然也就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说明问题了，那么，就先谈小篆隶变的调查结果。（2）

在该字典中可用为样本的共3657字，占全书首宇的83%。其中，小篆隶变后增笔的共2671字，占有效样本总数的73% ；减笔画的共426字，占12% ；笔画不增不减的占15%。结果如此，从小篆到隶书的发展，作为一种趋势来说，起码不能说是笔画的“简化”的！

                     第四，〈说文》是许慎用隶宇编的小篆字典，（3）所以他对这两种字体必定非常熟悉。如果他说的“约易”就是笔画的“简化”岂非是在瞪着眼睛说瞎话，所以，“约易”不应做“简化”解，其义甚明。而且，“约易”并非成词，应各有所指，此处的“约”指规范划一；“易”则指书写容易便捷。具体说来，则是一改古文与篆书的图画式的、圆曲纷乱、上而又下，左而又右、逆顺倒笔、杂沓多变的笔画，而规范为:横、竖、撇、点、捺、折等六种基本笔画所组成的部首偏旁，完全改变了圆曲的笔画走势，因此，被说成“古文绝矣”，从此奠定了以后两干余年汉字的基本字形。同时，也自然形成了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的书写笔顺。例如:将一笔的圆、椭圆、方圆、长圆、扁圆，增为三笔的方框;将上曲线。下曲线增为两笔的左撇右捺；将两笔的口，增为三笔的口；将两三笔的日、曰增为四笔的日、曰；将一笔的左右下弯，增为两笔的折;将一长画弯曲，截为两三短直笔;将一两笔的蛇形弯、迷宫弯、胎儿弯、蝌蚪弯分别增为三笔的丐、么、巳和已；将一笔的上、下、左、右开口框均增为两笔的框;将一、三笔的纽丝和绞丝均增为三和六画的纽丝和绞丝；将两笔花瓣样弯曲的虫增为六笔；将三笔弯曲的木、禾增为四、五笔的木、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恕不一概述，有前列统计数字为证。（4）笔画虽然增加了，但却好写多了。这也就是“约易”不是“简化”的实情。此外，当然也有少数部首偏旁有减笔。如:水旁由五笔改为三点;皿旁由七笔减为五笔等，惟其数量不过十之一二，但恰恰就是这十之一二却被某些文改先生用来当作汉字简化的例证，而绝口不提十之八九的汉字繁化的总趋势，这只能说是以偏盖全，任意取证了。至于聂先生是人云亦云，还是望文生义地误解“以趣约易”天晓得！

                     第五，对于小篆变隶书的隶变其性质如何:古人作正确解释者大有人在。如《说艾》夹注引班固的话说:“今之隶书而无点画俯仰之势”。这个“无点画（5）俯仰之势”实在是道出了隶书易写的三昧。又如《晋书卫恒传》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之，隶书者，篆之捷也”。将篆书的圆笔-曲笔与弯笔的俯仰逆顺说成“难成”，而将隶书的直笔顺行以一“捷”字概括，也可说是一语中鹄。此外，如近人(清)赵翼的《陔余丛考》称:“时以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节，务趋便捷，故日隶书。”也不将隶变的“以取约易”理解为笔画的“简化”可见误解古文和别有用心者远不像今天这样多的。不知聂先生和大讲汉字发展趋势“就是简化”的先生们对此有何论驳?

                     大篆被“省改”为小篆其总体变化也不是“简化”

                     大篆被“省改”为小篆，现在已经被定成为汉字“简化”趋势铁定的例证。尤其因为许慎在《说文》中说得十分清楚：“秦初并天下，六国文字异形，李斯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于是李斯作仓硕篇、赵高作爱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一个“或颁省改”就成了盖棺论定。

                      但是，我认为这个定论还有很大的商榷余地，原因是清末民初的小学家之间，曾引起过一场论争。这场争主要虽是论古文和籀文和大篆是一是二？但其实质却是古文籀文较小篆为“简”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原来《说文》附古籀重文1100余字，其中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小篆较大篆籀文笔划简省的少而增繁的反多。殆金石文实有之字日众，这一情况又更为清楚。但可惜的是，竟无人考虑"或颇省改"四字既可能指笔划的简化，还可能另有所指。最后，罗振玉在《殷墟书考释》中说“古人文字有繁简二体”，接着王国维又在其《汉代古文考》中做出了令当时小学家们普遍认同的结论。他说:“秦之小篆本出大篆，六艺之书行於齐鲁爰及赵魏，而未尝流及于秦，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为之，……而秦人所罢之文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有大篆无古文，……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籀文，是可识矣。是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当代文字学家郭绍虞先生在赞赏了王国维先生的创见之后，进一步阐释说：“……盖后人既称简体为古文，遂名繁体为籀文耳。东土行简体，秦域行繁体，此所以秦于兼并六国之后，遂有文字异形之感，而不得不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矣”。（6）这也就是说小篆是在秦籀繁体上“颇多省改”而成。许多古文所以较小篆为简，原来是由于它是东土本来所行的简体古籀之故。郭先生因此总结说:“综上所言，然后知许书(指《说文》)之古籀搐为晚周之古籀，而古籀之异即在于体之繁简……。”这些卓越的见解虽然解决了古文籀文大篆是一是二之争。但是，我认为它并未解决文字发展的趋势问题。因为:

第一，东土行简体，西土行繁体，并没有说明文字发展的趋势是简化是繁化(当然，这并不是小学家们原本讨论与论辩的目的)。

                     第二，郭绍虞先生在《晚周古籀申王静安先生说》一文中说得好:“……周宣王时，太史病简体之易於混淆也，遂辑录繁体，定为《史籀》一篇以作准的……”郭先生在这里虽讲出了文字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简体易于混淆）可是如果说用繁用简只是任意选择，这也难令人释疑。

第三，史穗大篆虽被改并入小篆，但当时秦籀必在金石文中留有实字，所以不妨也做一实地考查，何况古籀较小篆为简是一些小学家已有的疑虑，只是碍于“或颇省改”的定论，只好另找解释理由。所以，我也用《中国书法大宇典》中的《说文古籀补》之古籀文字与所收之小篆作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共用〈〈大宇典》中可用之古籀808宇，与相应的小篆相比。其中：小篆较古籀增笔的共488字，占61%；为减笔的72宇，占8·9%，不增不减的共248字，占30·1%。（7）

我认为这一结果还是符合古籀(大篆）改为小篆的改变的实际情况的。所以许慎才用了“颇”“改”来概括这种改变，而对于小篆到隶书的改变却用了“古文由此绝矣”来界定其改变的巨大。那么，许慎的“或颇省改”又何所指?其实“或颇省改”是就古籀到小篆改变的总体情况而言。它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字数的省减;另方面才是指笔画的增减和宇形的改变。1934年徐文镜编《古籀汇编》之凡例中称：“本编说文提行宇为3445字……古籍重文为27772字……。”（8）这也就是说当时每个字平均可有10个字的异体重文：即使当时，许慎没能见到如此多的重文，但起码五六个是有的，而这些重文都在确定小篆时必需省减之列。所以许慎才说：“颇多省改”，而其中的“多”“省”实在是指大量异体重文之省减。其实，这种重文的省减，从《说文·叙》中“或颇省改”几个字的上文已经说过了。他说:“七国…文字异形……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政所谓小篆是也”。这里明明是说罢去大量不与秦文合者之六国文字而依秦籀字形统一为小篆。小篆之形成既是“颇”“省”七国异体重文，又是取秦籀为范本加以“颇”“改”的共同结果。许文明明是一气呵成，不知为什么偏要在，罢其不与奏文合者之后，·读的人大喘一口气另起一段？而且，在“或颇首改”前该加逗的地方不加，结果就成了或颇省改的只是秦籀的笔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