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广东省政府参事决策咨询会上，省政府参事曾添贵提议，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

                                  ——摘自《广州日报》

　　尽管这只是一个提议而已，但这个提议显然不应该被轻易的“而已”掉。这是因为，关于“城市准入门槛”，已经在北京等多个不同地方出现了的类似提议，无非就是限制所谓的“低素质劳动力”进入；提议当然是可以提的，但拥有话语权的人如此集中的将矛头对准某个群体，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此次，曾添贵是在作题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维护我省就业形势稳定的若干建议》的发言时，提出提高“农民工准入门槛”的。

    这个建议如果被行政机构采纳成为制度，它的第一桩“大罪”，就是违法——在我国，法律没有指定公民的工作地，没有规定公民必须达到某种学历才具有工作权，没有授权地方政府可以自设门槛将某个群体排除在辖区之外。

　　它的第二桩“大罪”，便是伤人——农民工不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怎么就成了“低素质劳动力”了呢？“低学历”和“低素质”之间是谁画的等号？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还只是9年，未达到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的公民非常之多，轻易就给某个庞大的群体印上“低素质”的标签，剥夺这个群体的合法权益，这样的傲慢不是广大公众在心理上所能够承受的。

　　不难发现，这些年在北京、广州乃至现在的珠三角出现提高“城市准入门槛”的建议，其背景全是发达地区对自身发展的焦虑。问题在于，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你们不能只为精英阶层而焦虑，而要为整个辖区的所有人、整个辖区的长远发展考虑。用某一种极端的做法，或许短期内会对某个阶层、这个地方有利，但对整个辖区的血液循环却是极为不利的，辖区软实力脉络也将被阻滞。

　　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它的硬实力可能确实比较硬，但是，如果它摆不正价值观，在自身辖区内一个群体看不起甚至伤害另外一个群体，那么，这个城市或地区的软实力是配不上硬实力的，其发展必然难以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