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二代”小关今年20岁，靠在广州做“鸭”卖淫为生。小关表示，自己13岁就辍学打工，17岁开始做“鸭”，中间因为身体吃不消休息了半年。小关表示，这个行业优秀的人太多，竞争激烈压力很大，自己不想回农村，也从来没有想过未来，当“鸭”多年也没有赚到钱。(2012年3月31日新华网)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现如今农二代的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调查结果显示，在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59.4%的农二代是夫妻一起外出的。在有子女的农二代中，62.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子女留在老家。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当今外出农民工1.5亿多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大约占60%，总数约1亿。也就是说像小关这样的“90”后在城市沦落为做“鸭”的农二代，也毕竟只是一个少数，所以难以认同记者所阐述的“小关的经历只是当今中国千千万万‘农二代’的一个缩影”的观点。小关的爸爸是老一代农民工，在城里辛苦地打工，供养着自己的8个子女。如今，再也做不动的他已经回到了家乡。可是农二代们却不同。在身份认同上，农二代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在一项调查中，对于“自己是农民“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23%和45.5%。可是，在未来的打算上，接近一半的农二代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坚决不回农村”的农二代占到8.1%，“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占到37%。

应该说，新生代的农民工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和奋斗的目标融入城市，有惊喜、有成功、有失落、有绝望，谁都想有一个好的归宿和一番事业，可事与愿违，并不是所有的“农二代”都可以出人头地，都可以大展身手，有很多没有太高文化学历的，有的沦为“小三”，有的沦为小姐，有的沦为“鸭”有的沦为“小男人”，应该说，这也是城市发展带来的阴暗的一面，也是城市发展进程中一种非正常现象的弊端，但这样的群体毕竟是少数。不过，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农二代”仍旧在城市打拼，坚守者那片清贫，没有去堕落，没有去像小关那样走向纸醉金迷的像寄生虫一样的生活，更没有去迷失方向。诚然，“农二代”怀抱着城市的梦想，总想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一个天地，但在城市能站下脚步，是何等的艰难。相对某些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有的成为了张扬的一代。他们在城市中已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回到村庄，收入来源没有了，而消费习惯却难以改变。没有办法适应农村的生活，只好再走向城市，就只能靠这些投机取巧来糊口，这应该是“农二代”的一种悲哀和一个城市发展进程中危险的信号，更反映出社会的变革滋生的一种恶习，让“农二代”们情何以堪，更折射出城市与农村的更多差距，也因此让更多“农二代”沉迷其中，也不是偶然的，必有其不可逆反的因数。

固然，人们会觉得小关“价值观不正”、“好逸恶劳”，其实，这也许是一种无奈之举，谁有办法在城市生存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呢？又有多少人甘愿去卖淫呢？应该审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而不是责怪这些群体，他们也是逼迫无奈。当然，“农二代”的问题已经不仅仅于此，有着更多的思考和必须面对的问题，比如少女的援交现象，比如留守儿童问题，比如新生农二代留守问题等等，都将会成为社会的突出矛盾和现实中需要面对的问题，虽然做“鸭”卖淫不是亿万“农二代”的缩影，但反映了社会新生农二代的一种真实现状，总让人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