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7日

北京的地理记忆（三）

——写在建国60周年之际

放生池

在现在北京崇文区政府所在地西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胡同叫放生池。胡同里有一个天主教堂。教堂办了一个小学叫惠我小学。惠我小学是一个大学校，总校在王府井背面的八面糟，四个城区各有一个分校。放生池的惠我小学是第四分校。

1947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父母因为忙着谋生，根本顾不上我上学念书的事情。我自己在街道上看到电线杆子上贴着一则广告，说惠我小学招生，我就去报了名，并顺利地考上了。（当时并不知道是私立小学，学费高。）在家乡我已经念到四年级，进了城，怕赶不上，继续还念四年级。

进去以后才知道是教会学校，最不习惯的是每天下午上课之前先要念半个多小时的经书。没有人讲解，只是念，因为不懂其中的内容，所以非常乏味，但又不能不念，所以很是腻味。再一个是每星期天上午要去教堂，跪在黑洞洞的教堂里做礼拜，把玩耍的时间都挤没了，更是头痛的事。但因为在这个学校读书，这些不愿意干的事都得照样干。

教会学校的唯一的“好处”是学校能不时地发一些东西给学生。主要是外国救济中国的旧衣服。这对在这里就学的困难学生来说，也算是一样实惠。

1948年国共和谈的时候，学校还请来了一位大神甫给大家做弥撒，为的是“祈求和平”。

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开始北京的小孩欺负我，管我叫“小怯子”，常常无缘无故地向你淬吐沫，打你一拳，或是用砖头砍你。后来他们见我的功课好，就对我另眼看待了。

因为功课好，神甫还指定我当班长。当班长没有什么权力，只有一个义务，就是要负责摇上课和下课铃。这样学校可以省一个勤杂工，但对年纪很小的孩子来说，却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因为要时时关心到了上下课的时间没有。有一次夏天，中午休息时间长，下午要到两点半才上课。中午我就和同学们一起去玩，但要不时地跑回来拿起放在讲台上的闹钟看看到时间了没有。因为那个闹钟已经很陈旧，只有把它扣起来才走。所以每次跑回来翻开看看，时间不到就又去玩了。我正玩得高兴的时候，一位姑奶奶（对修女的称呼）突然跑过来，揪住我的耳朵，大声训斥道：“都什么时间了，你还不摇铃？”我说时间还不到，她一指自己的手表喊到：“都快三点半了！”我回到教室一看，原来讲台上的闹钟停了！

小学四年级毕业的时候，我考的总分是96·5，在全市包括总校和四个分校排第一名。整个学校轰动了，因为第四分校还从来没有获得这样好的成绩。学校告诉我可以免试上本校的高小，但我实在不喜欢念经和做礼拜，更觉得摇铃的认为实在太累，还是考取了附近的市立学校——营房宽街小学。

    后来放生池附近建立了49中，最初是女中；现在很著名的大宝公司，也是在放生池附近建厂起家的。

法华寺

法华寺坐落在东便门附近，确切的地点我现在也记不清了。但对这个寺院却记忆很深。记忆很深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拜佛，而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解放前夕，我家以父亲做小买卖为生。家里开了一个小织布作坊，织出土布来，由父亲扛着这些土布到北京郊区（如怀柔、房山、昌平等地）去换当地的土特产，主要是核桃、栗子等等，再把这些土特产扛回北京来卖。父亲不会织布，再加上他要来往于城里和山区之间，所以就顾了一个织布工人负责织布。一个人的织布厂就设在法华寺。我有时去法华寺去看工人织布。

一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国民党当局扩张军队实行派兵，派到谁的头上，谁就要去当兵。当局说，我家只有一个工人的织布厂摊上了一个当兵的名额，这个工人必须去当兵。怎么办？我家当然不忍心让这个工人去当兵，于是花了大约四十块线（织布用的线分成一块一块的）买了一个兵，实际就是交钱免服役。这样，小织布厂的全部本钱都花光了，只好关门。法华寺我也就不再去了，那些破旧的织布机后来也不知去向了。

这就是法华寺留给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