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下旬，全家北京旅游。

王府井大街人群熙攘，夫人和女儿逛街走店，我提着沉沉的书稿，来到王府井大街36号的“商务印书馆”。这是一家老牌出版社，有“日出一书”之美誉。

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儒雅的张先生接待了我，得知我从上海来，且书的序言是陆谷孙先生所写，他马上放下了手里的书稿，开始浏览有四五斤重的书稿。张先生让我坐在旁边喝茶，他大约花费了将近一个小时，浏览完毕。抬起头，望着我的眼睛，突然问道：我们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两册《文科英语选读》，你是否给我们来过信，提出很多课文译文的商榷意见？

我答：是的，那大概是1984年的事情，七、八年了，你还记得？后来，给你们的信发表在《台州师专学报》。

张：当时，你的这封信件是我经手的。很少有读者对一册书的译文提出如此详尽的意见。 你好像在浙江的一所师范教书，是不是？

我：对，浙江台州师范专科学校。

张：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现在仍然在那里教书吗？

我：不，我去年调动回上海，没有调入学校重操旧业，进了一家公司。

张：仍然搞翻译工作吗？

我：当时讲好公司需要译员，进去之后才知道，公司英语用得不多，我为了不让英语闲置荒废，每天还读点英语，写点英语。

张：是啊，英语学到这个地步，真不容易，不能束之高阁（lay aside）呀。

我：张先生，我的夫人和女儿正在下面逛大街。我们长话短说（make a long story short），行吗？

张：好。关于你的这册书稿，我现在就可以拍板（give the final decision）。我们愿意出版你的这册专著。

接着，我和张先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有一点让我为难，张坚持，这册书要3年之后才能出版见书，最快也要两年半的时间。也就是说要到1994年年初才能见书。最后，我谈了自己的意见，出版周期太长，我还想试一下上海的出版社。

张先生送我到楼下，直至大门外。告别之际，年届六旬的张老先生，跟我说了以下一番动情的肺腑之言：

我本来已经退休在家，这两年时兴“下海”，出版社也走了许多人，工作难以开展，我等“老弱病残”又披挂上阵了。因此，出版周期就拉长了。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很久，很多人一定会回头上岸。“人间正道是沧桑”嘛。

我正想走，张老先生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闪烁着睿智而又忧郁的目光对我说：毛老师，我仍愿意称呼你毛老师，假如以后有可能，你还是重返校园吧，英语学到你这个地步，不易！

正想离去的我，闻此言，倒不想走了。想到我的英语正在“一天天烂下去”，多么想和眼前的这位知己和长者继续聊下去，听听他的高论。不料，老先生挥了挥手说：去吧，夫人小孩在等候你呢，好好在北京逛逛。

走出10多步远，我回头，见老先生仍然站立在夏日亮灿灿的阳光下，朝我举手致意。

在北京游玩了一个星期之后，登上了返程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