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楼人事处。C处长，50多岁，个子不高，精力过人，有一双特别善于转动的眼睛。这双眼睛，令人永远捉摸不透他正想什么。我跟他已经有过两次交道，热情招呼之后，便坐在他对面的空位。 

    “你是一名大学讲师，算是个人才(qualified person)，而且还写了不少论文，不错。希望你为上海县的英语教学做出贡献……”

    几句客套话之后，C便切入主题(get to the right point)。

    “经组织进一步研究，决定……”C略作停顿，十分和蔼地说。我心中悬念陡增。“决定把你放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去。” 

    “到哪里去？干什么去？”我急切地问。

    “请你到纪王中学去，去教英语，”C沉稳地说，眼睛始终炯炯地盯住我。

    “是纪王初级中学吗？”我问。

    “是。”C答。

     “不是说好了，让我从教师进修学校到七宝中学去吗？”我惊诧地问，“初级”二字，让我的大脑“嗡”的一响。

    “没错，那是昨天的决定。你知道，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毛泽东语）。今天上午局里几个领导碰了个头，决定让你去纪王。就要开学了，那里还缺少一名英语教师。”

    他点燃一支烟，语气自信，至于为什么一变再变，压根儿就没有必要给我一个“说法”，更没有必要向我致歉。

    “工作需要”是一个永恒的理由，“党的政策”则是一张无敌的王牌。更何况，那个年代流行这样的“社会主题词”：家事再大也小，国事再小也大。

    此刻，C的一招一势、一张一望，似在表明：人事处长，乃“国家利益”之代表。他正在进行的对话，立足于“国家利益”。

    假如，我和他发生什么争执，那问题的性质是非常简单的，那是“国家利益”和“个人私利”之间的争执，我和他发生什么矛盾，那问题的性质也是非常简单的，那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有损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 

    “我本来是大专教师，现在……”我嗫嚅着。 

    我与C虽相对而坐，但绝非“坐而平等”。他言辞不多，但一开口则语势凌厉，居高临下，我吐词犹豫，甚至语无伦次。

    如此“接见”，对我而言，纯属“业余”与“偶然”，一生中能有几次享受与处长“面对面”权利？而对C来说，这种“接见”则是他的职业、是他的“专业”。

    可以想象，自走马上任以来，他经过了多少次这样的谈话！据传，C喜欢“被接见者”坐在他的对面，而不喜欢平行而坐。现在，我明白了，如此安排，“被接见者”的一转睛、一眨眼、一皱眉、一结巴，C都能看得一清二楚，都能驾轻就熟地对被接见者进行最准确的心理剖析！

    我话音未落，C已经作出“补充”：

    毛老师，你不仅是一个大专老师，而且是一名相当优秀的大专老师，你发表过近百篇的论文，去年还还刚刚出过一本书，叫《英语有趣》……”

C的讲话吐字清晰，有抑扬顿挫之美，有轻重缓急之韵，遣词也极有分寸感，“优秀”、“近百篇”等几个字，C作了重读。我想，在课堂上教“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的教授们，此刻，若能在场，你们一定会自叹弗如！

“不，不！”我急忙纠正道“刚刚出版的那书不叫《英语有趣》，而叫《英语记趣》。”

【知识分子就是喜欢如此臭美！言既出口，我便生悔意，这不是在出C处长的洋相吗？连书名都念错了！果然，此君脸色马上发生转折。】  

“唉，这有什么关系，都一样！”C不耐烦了。

“对，对，没啥关系……”我有点紧张，违心地、痛苦地应承着，附和着。

但是，这种违心的附和已经毫无作用，C的脸色阴沉依旧。“毛荣贵同志，你应该知道，我们党关于人事调动有一条基本原则，叫做‘专业对口，学以致用。”

C一边说，一边用铅笔头轻轻敲打着办公桌，“笃笃”有声，在我听来，那不是敲打在桌面，而是敲打在我的心上。

“我知道。”我再次低声嗫嚅道，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国家利益”的代表，对我这个小小讲师使用了“党”和“基本原则”这些庄严的大字眼，不仅与其身份相符合，而且从应用语言学的语域加以分析，也是“天衣无缝”。

    “很好！把你安排到纪王初级中学去。”C开始适时地对我们今天的谈话作总结，就连他的语调也能让“被接见者”意会。“专业完全对口，是吧？还是干你的老本行，教英语嘛。”

    平时保养的C，此刻脸色红润，话音铿锵，脸上又显露出小别的笑意。

    作为教师，教室是我的“主场”，在这里，我却身临“客场”，具有20年教龄的我，水土不服，且战且退，直至木讷！

    “纪王镇是我们县的‘西伯利亚’，上班，路实在太远……”置身客场的我，一时晕眩，竟口出此言！

“辫子”，马上被C逮个正着！

    “唉，毛荣贵，你说这话就不对了！”谈话到现在，C这次“毛荣贵”的呼语最生硬，尾音拉起后又稍稍放慢。眼睛直溜溜地盯住我，“从我们县城莘庄到纪王乡，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嘛。中途又不需要转车，非常方便哟。我们上海还有许多人仍然在外地为党的事业默默地工作，比如你的哥哥，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现在不仍然在新疆工作吗？。去纪王乡，算得了什么呢？比比你哥哥，想想你自己。在浙江工作了20年，现在能调回上海，应该心满意足，不能再挑肥选瘦了！讲师同志。”

    C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我档案袋里的内容已经全印在他脑子里了！末尾的“讲师同志”和刚才严厉的“毛荣贵”，构成对比，让人反思。 

    此刻，我又想：上海滩上的话剧演员们、电影配音演员们，你们确实应该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你们若是有机会当面聆听C和我的这一番交谈，你们的表演一定会“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C的普通话虽然不太标准，但是，其措辞(diction)之精当，语调之恳切，表情之亲切，足以最大限度地让“被接见者”感受到长官意志中的正确、国家利益代表者的权威，以及行政命令的英明！

C处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凌厉攻势，“上合政策，下胜实情”的分析，终于令我闭嘴(shut up)。

    “让我回去，再想想。”我起身，缓缓地说，觉得底气全无。

    快要出门时，我扪心自问：我是一名来谈工作调动的“人民教师”？还是一个乞讨失败的乞丐？是一个犯了错误而需要检讨的学生？还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落后分子(laggard)？

    “很好！如果想通了，明天下午就去报到。”他送我到门口时斩钉截铁而又和颜悦色地说。最后，与我热烈握手告别。我低着头，刚走出两步，身后传来了C处长的“最后通牒”（ultimatum）： 

    “毛荣贵老师，你得明白，局里不会再安排你到别的学校去上班了。”

    44岁的我，怀着似乎是被老师逐出教室一样的心情，匆匆离去。 

    几位教师，正恭候于门外，步态“趑趄”，口型“嗫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