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书生

我小时候，在农村。但凡冬天，人的身上都难免会有虱子，一般长在头发里和棉袄中。对付头发里的，有一把齿脚细密的篦子就好，虽然会难以避免地梳下几根头发，但能清理掉头发里隐藏的虱子，便不会有人去计较。

那时候的农村，卫生条件差，人们的卫生习惯也差，大多的精力与时间都花到生产队有白天没黑夜的出工上去了，毕竟挣下一天的满工分才是正道。我至少记得三个夜晚，都是生产队里的正事。

一回是月亮都老高了，大人们都还集中在坡地里摘棉花。小孩子没啥玩的，就都背了小背篓跟了大人去，一边肆意玩耍一边习练劳动。我记得那次，把我小背篓里摘的棉花像大人们的那样倒进生产队的大箩筐里过秤，居然还挣了两分的工分，就令我好高兴！可别人家的小孩子，有的挣四分，有的挣五分，就又令我不无沮丧，看来还是我的玩心太重了，虽然母亲在一旁满面笑容地一个劲儿夸我，都无济于事。

另一回是生产队病死了一头大水牛，就连夜组织起社员们进行分配。在伺养场的大长房子里，社员们密密麻麻地坐成一片，有的社员烧水，有的社员操刀，随后每家每户都依了人口的多少分到了热气腾腾的半盆，有牛肉也有内脏，大家都好高兴。回到家里烧起热水一一洗尽，连夜煮熟弄好吃进嘴里，盐都忘了放。有时候我也在想，生产队的牛死了这下就缺少了劳力，大家应该感到难过才对啊，但为什么一说分牛肉或分到了牛肉却又那么高兴呢？实在是那年月缺衣少吃的缘故，死都死了，一家几口人能都吃上一口肉，就是打上了最好的牙祭。自然，那时代各家各户自养的屈指可数的禽畜，一般只要病死，都会立马放血，然后就弄来一家人围起来热闹闹香喷喷地吃掉，绝不浪废，也没听说谁吃病了的事情。当然，那时代里的我，也少有听说农药和化肥一类的稀罕物。

再一回就是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人们依是挤在队部所在地的一间大草房里，大多是坐自家手编的草团，或在地上随便找块巴掌大的石头坐上去，女人缝衣服择豆子，男人就抽旱烟冲壳子，在几盏高悬的煤油灯或明或暗的映照下，好不热闹！队长在前面要讲话，都得扯开了喉咙喊，要不然再顺口日爹倒娘地乱骂上几句，整个大草房里一下子就哄堂大笑起来，这下子队长讲的啥话也就有人肯认真些听了。

我的母亲是个在劳作之余的裁缝，但凡要过年了，一般都会有人请去家里缝新衣，管饭给工分的那种。母亲自然就要带上我，好歹可以让幼小的我也在别人家顺带混碗饭吃。既然是请人做事，那么别人就不会端出平常自家人吃的饭菜来，显然就会弄得好上一些，以示款待。那年月就那条件，况且也敬重手艺人，所以一般年前的农闲时光，我都是跟着母亲去吃了东家吃西家，不少时候来相请的人家还得掐了日子来排队，母亲自然就得带了我去这家那家前前后后地忙上大半个月或者一整月。

母亲永远记得她是一个裁缝，这是她心里永远的成就。在我的童年纪事里，每每忙完生产队地里的活，待得晚上九点多钟的样子收工回来，就是煮饭宵夜，然后再去喂猪喂鸡。那时候的农民们，生活节奏差不多都是那样，生产队的出工差不多就是队长的大嗓门吆喝，然后再一串串地传扬开去，于是大家就纷纷地从各处的农家院子里懒洋洋地扛起扁担锄头出来往地里走，收工了自然不需这么费神，只轻轻地一声大家就都听见了，自然回家的腿脚就比出工时快。一般晌午收工，差不多都是一两点的样子。

母亲的裁缝活，自然少不了给我缝棉衣、棉裤和棉鞋。这种时候，差不多也是在年前。我的记忆中母亲曾经给我缝过一身新的，用的是红底细花的布，至于里面的棉花，会用一些新棉，也会用一些旧棉。若是全部用新棉花，虽然小孩子的衣裳不费料，但可能也是件足够奢侈的事情了吧！

每每到了天气寒凉的季节，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是得穿棉衣棉裤过冬的，至于有没有外衣，好不好看，那都是次要的。为了暖和不透风，一般无论大人小孩都会在棉袄外的腰间系一条土白色的鸡肠带。鸡肠带在大队部的代销店里就有，满满的一大圈挂在墙上，要几尺就扯几尺。那时候无论买绳子还是买布料，我的老家都是用“扯”这个字。要不是后来走出了农村进了城市，我还真不觉得那个口音有什么好奇怪的。譬如说晌午的“晌”字，用当地的口语念起来就是“赏”或“傻”的读音。自然，至于老家方言来源于“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传闻一事，我就不消多说的了，似乎更在于湖南。

每每到了冬天，就是虱子特别活跃的季节。那时候的乡下人，没有动不动就洗澡的习惯，除非是热天里实在身上臭不可闻了，或者某个妇女穷讲究了才会趁了天黑在自己房里背着人清洗。至于大老爷们，显然就要方便得多。小孩子嘛，无论多大都是喜欢玩水的，热天就是玩水的旺季，那么竭尽自然便可完成。到了冬天，棉袄棉鞋一上身，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差不多都不会洗澡，一是怕冷，二是烧水费柴，三是还得去附近的井里挑水，那就太不值了！那种穷讲究的，自己也不敢张扬，说不定就会遭来一阵冷嘲热讽，说不定还会无端地背上“看不起农民”的罪名呢！至于我父亲从国家单位上回家来过年，由于他是能干人，又见过大世面，那就自然不一样了，别人羡慕都还来不及，哪会有什么闲话的呢！

我印象最深的，曾经童年时的老家的冬天，虱子在人身上繁殖得特别快特别多。除了头发里，主要就是棉袄棉裤里，有时竟连春秋季节的衣物里也会有。那么就是逮逮逮呗，大人逮小孩也逮，逮住一只就用两个大拇指盖一挤，只听得细小的一声“啵”，甚至还从那比绿豆还小的尸体里崩溅出血浆来，这就好了。所以在那时代，家人间互相翻头发，晒太阳时互相翻头发，随后抓起件衣裳来细细地翻靠里的布缝，那就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说不定还可以顺口骂上一声才解气。至于梳子和篦子，那都是女人家用的玩意儿，若不是要对付虱子我才懒得用呢！况且也怕别人嘲笑。

若是虱子太多太难对付，遇了大太阳的天，大人们也会让小孩换上一身衣服，然后再把小孩子的棉袄从里面摊开，放去院子里的石头上一个劲地暴晒。只要晒上个两三小时，虱子们就差不多被灭尽了，即便是那白芝麻似的虫卵也难以存活。每每想起童年，童年里冬天的寒冷，我都禁不住发怵。自然就会想起母亲为我缝制的棉袄，以及那寄生于人身上的无尽的虱子。虽然早就成了老黄历，但我依然觉得有去正视的必要，而不是后来进了城日子过好起来了，就一定要去遮掩或粉饰曾经那艰辛。

虱子爬过的棉袄，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母亲那无比温暖的慈爱。

——2020年12月28日初稿

——2021年1月1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