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与灾难报道

在城北乡黄庄，村民们纷纷围上来接受采访

细节与灾难报道
——两次走进抗洪中的企业及淮河抗洪抢险系列报道采写札记

本报驻安徽记者站记者陈华

    五十年一遇的淮河洪水将灾难带给这个流域18.7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的同时，也把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用一种悲怆十足的号召力召集到她的左右。有消息称，淮河王家坝开闸蓄洪的当天，总共约有400多名记者云集那里，当然，他们不是为了观看闸门打开、洪水奔腾那一刻的壮观景象，而是为了记录绿油油的豆苗、芝麻被淹没，大水漫到高高的庄台上的门槛时的那首永恒的悲壮长歌。
    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上，两支不同的队伍以不同的方式为了同一个使命奋战在一起：一支是主要用体力劳动的方式抗洪的以广大干部、群众和武警官兵为代表的队伍；另一支则是主要用脑力劳动方式抗洪的以广大媒体记者为代表的队伍。我，工人日报社的一名记者，有幸成为这另一支队伍中的一员，亲眼目睹了淮河抗洪的一幕又一幕。

（一）

这样一座窑厂，已经完全浸泡在大水中

    千余里的淮河横贯豫、皖、苏三省，占总流域面积35.8%的安徽段位于淮河中游，也是淮河流域受灾最严重的一段。在全长431公里的淮河安徽段，中央、省、市各级媒体的记者以自己的视角、按照各媒体自身的定位，力图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一幅立体式的抗洪图。当淮河防汛的预警响应级别以一种让人的思想准备难以跟上节奏的方式提升的时候，尤其是在安徽省委宣传部以一种罕见的速度召集包括中央驻皖媒体在内的各媒体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一种大战在即的紧张感悄然袭满我的全身。
    来不及做更多的思想准备，也没有想起来和报社汇报（这是不对的），背上电脑，拾掇起简单的几件换洗衣服，我于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便直奔千里淮河流入安徽的第一站——阜阳，吸引亿万国人关注的王家坝闸就设在该市的阜南县王家坝镇。
    我到达那里时已经是淮河王家坝闸打开闸门、蒙洼蓄洪区进行蓄洪的第二天。在阜阳市和阜南县总工会以及阜南县委宣传部的支持和配合下，我得以通过架在通往王家坝的必经之路——苗寺大桥上的浮桥、坐上武警阜阳支队的军车顺利到达王家坝。
    采访过程并非像我来时的路那样顺利。虽然开闸蓄洪45小时24分钟后已经关闭的王家坝闸已非先前开闸时那般紧张和让人心惊，但持续高居警戒水位以上并逼近保证水位的洪水以及阴沉沉的随时有再次强降水可能的天空使紧张感依然成为弥漫在王家坝乃至整个淮河流域挥之不去的主题氛围。
    阜阳市委宣传部几乎把整个办公室搬到了王家坝指挥部，但即便这样，从全国各地陆续赶过来的各路记者显然已经大大超过这个市级宣传部的接待极限。当第一手的汛情、险情等都被当地以及相关宣传部门优先给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播发的时候，作为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我们的报纸当主要报道洪灾的一些什么内容呢？在没到王家坝之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我意识到的时候，现实已经让我来不及再去思考了。
    到蓄洪区去，到被淹的村民家里去！这是我头脑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由于受到安徽省内一家都市报记者的启发，我决定租条小船前往被大水围困的“孤岛”。坐上一条摇摇晃晃的小木船，划了近半个小时的木桨终于到达一个“孤岛”。船靠岸时，看我踉踉跄跄的样子，岸边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过来扶我，而采访也就从那一刻开始。
    农民是淳朴的，灾民是安心的。仅仅和老大爷交谈了几句，这种感受便已经非常明显。老大爷本来是要坐船出去补锅的——他们家的铁锅这几天漏了一个洞，听说我要去庄台上采访，他坚持送我一截。
    庄台上的水泥路有一段比较低洼，闸门关闭后虽然大水已经退下去很多，但是低洼处仍然积着很深的水。实在是对洪灾的采访准备不足，我没有穿大短裤和凉鞋，而是穿着长裤和皮鞋到灾区去的。横在我前面的积水让我有点为难，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坚持要背我过去。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爷爷辈的老人肩负我这么一个年轻人的重任，于是脱下鞋袜，淌着水过了这段积水的路。
    进了庄台，和老百姓、和驻守在庄台上的干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临近结束时，报社经济部编辑刘津农打来电话，询问我最近在忙什么，当得知我正在灾区采访时，他连忙嘱咐我要到灾区现场采访第一手的情况，写现场目击，要见人见事。“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没想到我和刘老师竟然能如此“心有灵犀”。
    回到王家坝指挥部时，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电脑丢在阜南县城了，我得赶紧赶回阜南县城取电脑。幸好，由于当时水位有点回落，从王家坝到阜南县城的客车已经重新投入运营。坐上客车，傍晚时分，我回到了阜南县城。在阜南县总工会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个小宾馆，没有洗澡的地方，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还好，房间里有个插座，可以让我插上电源写稿子。
    也许是长途奔波太疲倦了的缘故，吃完晚饭后，我竟然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睡着了。等我惊醒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半钟。“赶紧写稿！明天还有新的任务。”我当时想。就这样，从凌晨一点半到早晨五点半左右，一篇两千字左右的通讯《淹不垮的蒙洼》总算新鲜出炉。

（二）

 
 
这儿已经坍塌了大半，而不远处就是一座工厂

    由于王家坝的紧张形势趋缓，随着淮河洪峰的下移，淮河安徽段的其他地方接连告急，我决定离开阜阳。
    刚坐上从阜阳到合肥的客车，刘津农老师的电话又来了，当听说我离开阜阳打算回合肥时，刘老师说：“刚到灾区捕到一条大鱼，怎么就走了呢？”是啊，抗洪的战场正在淮河沿线铺开，我怎么能成为战场上的逃兵呢？虽然交通不便、食宿不便等等客观现实让我的灾区采访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不能在这些困难面前退却啊。
    回到合肥进行短暂的休整后，我决定继续奔赴灾区。这次，我主动向报社进行了请示，并汇报了自己的大致走向。
    由于淮河洪峰即将进入安徽的最后一个预备蓄洪区，我决定赶在洪峰到来之前到达那里。在有了第一次去阜阳的经历之后，这次，我对包括前期联络、采访工具等等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争取在灾区多待一些日子。
    淮河安徽段的最后一个预备蓄洪区位于安徽省明光市境内。在和滁州市和明光市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后，一切变得非常顺利。由于采访的范围实在太广，没有车辆根本无法进行，明光市委组织部为此专门调了一辆小汽车。
    正是因为有了这辆小汽车，我得以在大半天时间之内连续采访了涧溪、女山湖、潘村洼三个乡镇。
    这三个乡镇是整个明光市受灾最严重的三个乡镇。我到达时，那里刚刚经历了内涝，大水还未完全退却。镇上的人一边在忙着排涝，一边忙着迎战即将到来的淮河洪峰。
    在涧溪镇九塘圩，因为一台正在抽水的柴油机突然熄火，正在大堤上指导抗洪的党委书记徐新顾不上接受记者的采访，和很多人一起忙于抢修。在女山湖岸边的一个低矮的小房子里，女山湖镇镇长显得特别憔悴。十多天没有洗澡的日子显然让这个从县城刚刚调往该镇履新不久的镇长感觉十分难受。在可能进行行洪的潘村洼行洪区，电灌站的丁站长在正午的阳光下顶着烈日，抢修线路，为可能到来的行洪做准备，并且始终面带笑容，让人感觉很轻松。
    在安徽省明光市，我并没有感受到安徽阜阳的那种抢险车辆来回穿梭、路人行色匆匆、武警巍然驻守的紧张和严峻，但悬而未决的焦灼和大战在即的局促仍然是挂在那儿每一个领导和百姓脸上的同一表情符号。
    并没有多少特别感人的地方，但那是当地真实的写照，通讯《迎战第三次洪峰——淮河安徽段最后一个行洪区见闻》可以为证。

（三）

 
在城北湖，那儿仿佛是威尼斯，船是房子与房子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

    下一站——淮南。
    淮河淮南段上接阜阳、下连蚌埠、滁州，同时淮南市也是全国闻名的煤炭产业基地，上世纪50年代就是中国著名的“五大煤田”之一。如果这儿的淮河干堤破堤，那将会给淮南煤田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在这次淮河洪灾过程中，安徽共启用九个行蓄洪区，其中上、下六方堤，石姚湾、洛河洼四个蓄洪区都位于淮南，由此可见淮南防汛形势之严峻。
    从明光到淮南还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到达淮南时已是下午两点半左右。
    一到淮南，就听说淮南市的凤台县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我立刻马不停蹄，前往凤台。
    在凤台县城北乡，我见到了从未见过的令人震撼的一幕。什么叫“汪洋泽国”？到了凤台县城北乡便可以一目了然。
    被大水淹得只能看见屋顶尖尖一角的景象随处可见。从水面上露出来一排排的树梢可以推测那儿原来可能是一条马路。沿着水面一直向远处看去，蒙蒙胧胧中，一个个村庄像一个个小岛一样在湖中漂浮。
    要到湖中的“小岛”上去看看同样需要坐船。不过这次首先是坐小划子，到水深处再乘机帆船。
    马达隆隆，微波荡漾。坐在船上的城北乡党委书记刘标不时用手指着我们乘船所经过的水面说：“这儿原来是一大片蔬菜，那儿是大棚基地……”可是此时，我除了看见一大片的水和偶尔露出水面的蔬菜大棚的顶架，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
    我们去的那个村庄叫黄庄，村子里的大部分人家都姓黄。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人，村民们都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纷纷向我倾诉他们的困难，刘标在一旁一边认真地记录，一边安慰村民，并向村民保证力所能及地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大水几乎切断了这个村庄和外界的联系。村庄没有电，当然也不能看电视。一部分村民由于家里进水太深，已经被当地政府转移到安全的地带，留下来的是住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的农户。一些农户当时提出要政府帮忙提供一条小船，好让他们有事的时候可以出去。刘标当场答应会很快给他们提供一只小划子。
    其时，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村民们能否吃得饱、睡得好。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我放心了很多，接着询问他们的损失情况。
    面对我的提问，令我惊讶的是和蒙洼人一样的淳朴再一次真实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村民们普遍对这种毫无办法的天灾表现出一种超然的忍受力。
    不过，也有一位村民和我交谈时好几次差点忍不住落泪。我记得最让我心酸的一句话是一位妇女在谈到她家十几亩就快收割的稻子被大水淹掉时说的，她告诉我一想起这些稻子她就想哭。不要说她想哭，就是我听到她的语调，在彼时的语境中，也想哭。
    采访结束时已是城市里的华灯初上的时候，然而其时的城北乡城北湖面上只能看到远处几盏零星的不知是渔火还是灯火的亮光。如果不是想到这是一个原本不是湖的湖面，那么当如钩新月斜挂天空，迎面一阵阵清凉的风缓缓吹来，几个人荡舟城北湖，还真有点美不胜收的惬意之感。然而，一想到我们的船底下就是曾被城北乡人民引以为骄傲的蔬菜基地，一想到高高的房顶竟成了几只家禽的栖息地，一想到那个妇女欲哭无声的语调，我怎么也不敢将“美”字强加到这块广阔的水面上。
    城北乡的损失是惨重的，城北乡的救助也是及时的和得力的。天灾，或许难以避免；但人祸，完全应该避免。在凤台，我不想再着墨描写灾区人民的痛苦。事实上，只要是灾区，痛苦都是一样的。而凤台，由于政府的大量资金投入，灾民的生活是有保障的，至于损失，只能尽量减少，实在难以避免。
    有感于凤台县雄厚的物力财力，所以有了一篇消息——《雄厚的财力物力成为抗洪救灾的后盾凤台：大水无大灾》。

（四）

 
当地农民也纷纷赶过来帮忙装沙袋

    回到淮南市，我想重点采访受灾中的企业。
    就本报的内容定位来说，采访受灾中的企业应属“题中应有之意”。但就灾区的实际情况而言，农田、农民受损的范围和程度要远高于企业。工厂、企业一般都处于城市中间或边缘，地势相对也较高。相对地势较低的农田不仅容易受到水灾影响，而且时常要承担起行、蓄洪的重任。
    即便企业的受灾程度不像农业那样惨烈，但是在这次淮河全流域性的洪灾过程中，企业受到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如何报道受灾中的企业？这是一个纠缠于心中难以消融的问题。
    淮南市是一个煤矿城市，大大小小的煤矿散落于离市区并不远的郊外。我想看看煤矿企业的受灾情况。
    在和矿业局的相关人员座谈中，我了解到一个信息：国有大型煤矿由于各种防护设备和保障措施都特别到位，所以基本上在正常生产；但中、小型煤矿企业由于安全保障的硬件设施的缺陷，在淮南市发生强降雨过后，已经被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停止生产。同时，我还了解到，已经停产的煤矿企业里的部分职工已投入到抗洪抢险的队伍中，还有部分利用这段停产的时间在进行安全生产、技能提高等方面的培训。
    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我当即决定利用这个素材写一篇企业停产、职工不闲的消息。但最终，消息没写，反倒是写了一篇通讯。
    在得到素材的当天晚上，经济部王金海老师打来电话（这些天，我与经济部每天都保持电话联络），嘱咐我要到一个具体的受灾企业中，认真采访企业的生产生活原貌。王金海老师再三叮嘱我，要把受灾企业的原生态给记录下来，并且特意提了一下《南方周末》。
    我心领神会。半个多小时的电话通话让我决定要在淮南多待几天。
    联系一个具体的煤矿企业进行采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矿井一般都位于离市区较远的地方，而且路都不好走，尤其是很多路已经被水淹没或冲坏，所以交通首先就是一个问题。再者，停产的矿井领导要么在一线指导抗洪抢险，要么在召开抗洪抢险会议；而工人们也是要么在抗洪现场，要么抗洪回来在休息，接受采访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
    通过区工会的联系，好不容易说服了一家煤矿愿意接受采访，而且路途也不遥远，我非常高兴。
    打车去矿井的路上，司机不停地喊后悔。去矿井的路真的不好走，坑洼不平的地面好几次刮得汽车底盘“呼呼”地响，让司机好不心疼。
    到了矿井，我看到了矿上已经停产但依然忙碌的景象。矿井的入口和通风口都已经被牢牢地封死，院子里堆放着大量的树木、砂石等防汛用的材料。从防汛一线上刚刚回来的矿工门光着上身，扛着铁锹等工具往宿舍里走。
    矿上的领导们都是一脸的焦急和紧张，我和他们的交谈在很多次都是被各方来的电话给打断的。我实在不忍心给他们本已繁忙的工作再添上麻烦。整个采访过程，我都在提醒自己不能耽误他们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在选择观察，当然，遇到闲下来的人，我也会抓住机会和他们聊上几句。
    观察，在我的整个采访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倾听，作为第三者的倾听，作为旁观者的倾听更是让我得到了很多“原生态”的信息。同时，我重点采访了两名参加抗洪抢险的工人并抓住机会和矿井的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交谈了很长时间，从中，我也得到了很多仅通过观察是得不到的信息。
    总之，大半天时间的采访让我收获颇丰，晚上回来，赶紧起笔，写下一篇通讯——《六号井煤矿：非常时期的非常任务》，这也是走进抗洪中的企业系列报道的第一篇。

（五）

 
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的武警官兵

    我的第二篇“走进抗洪中的企业”报道是在从淮南回合肥大约一个星期后写的。
    在这期间，我也一直在思考下一篇的报道如何不走第一篇的老路。因为如果按照结构主义的方法，报道抗洪中的企业无外乎是企业受灾——损失情况——自身表现——灾后自救这样一个套路。如果都是这样一个套路，那么这个专栏的意义就不是很大。其间，王金海老师打来电话，也在和我讨论这个问题。
    我是一边在思考这个问题，一边在找选题，并且趁着与安徽省总工会一起去灾区慰问的机会采访了几个企业，尤其是临泉县的电信和电力两个企业。从事迹上来说，这两个企业在整个抗洪抢险过程中确实吃了很多辛苦，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两个国有企业在大灾的“常规化”表现与新闻价值的几个要素相比实在相差甚远。在和王金海老师商量后，我还是决定放弃这个素材。
    苍天不负有心人。就在我为第二篇题材绞尽脑汁之际，同行的安徽省总工会副主席牛和桂给我提供了一个线索。原来，安徽省蚌埠市有个专门为下岗职工创业提供帮助的再就业园，这次洪灾中，蚌埠再就业园也遭受了很大损失，园区工人的创业激情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这是一个好题材，因为这是一个有关特殊事件中的特殊群体的报道。在和王金海老师电话汇报了题材之后，王金海老师肯定了这个题材，这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接下来就是联系、采访。
    到达蚌埠市再就业园区的时候，天空晴朗、骄阳似火，我已经看不到半点大水的影子，但是园区里大部分门面还没有开张的冷清景象以及园区办公室的墙面上两米深的水印无不在提醒我：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差不多是毁灭性的水灾。
    在听取了再就业园区主要主办单位——蚌埠市禹会区劳动局对事情经过的简单汇报后，我开始了对园区的经营户，也是创业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采访是从一个叫厉恩云的创业工人开始的。园区进水的当天，他正躺在自己车间的一个台面上睡觉。喝了不少酒的他被园区工作人员叫醒时，还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说：“不会吧，水还能淹到房子里面？”可是，等他爬起来，看到大水已经淹到和他睡觉的台面差不多齐平的程度时，着实惊吓不少。
    园区的个人损失情况主要是通过厉恩云介绍的。热心的他还带着我一家家地去看损失。但是，光看损失情况显然很不能反映这件事情的厚度。
    后来，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再就业园区已经完全具备恢复生产的条件后，还有那么多工人不动手开工呢？
    禹会区劳动局局长虽然向我简单介绍了没有开工的原因，但我觉得还不够充实。我坚持让园区办公室人员叫来几个没有开工的工人，在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过后，我对园区创业者的心理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而正是由于和他们的充分交谈，我的第二篇“走进抗洪中的企业”报道——《蚌埠再就业园：大雨带来的精神洗礼》才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