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梦醒后的灰色人生
——广西农民工尘肺病调查与思考
本报记者  庞慧敏

    34岁的韦广文，来自马山县合群乡立星村，几年前和村里的同伴到海南的金矿上“淘金”，在粉尘飞舞的矿井下干上一年就可拿到在村里干10年的收入。
    但高额收入给他带来的幸福并没有维系多久，很快他发现自己连走上一个小山坡的力气都没有了。到医院检查，他被查出患了尘肺病，而且是最严重的三期。
    韦广文说，当年挣的几万元钱如今已陆陆续续地填进了医院，自己已经干不了农活了，只能靠着家里人过一天算一天。
    韦广文是广西近900万实现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的一位。
    一直致力于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问题奔走呼号的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所所长葛宪民认为，近年来新增的职业病患者，9成是农民工。
    尘肺病是一种老的职业病，但大规模地发生在农民工身上暴露的却是新问题。数目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从事的大多是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种，农民工罹患职业病特别是群体性职业病发病后，调查难、诊治难、索赔难，导致患病农民工过早丧失劳动能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马山县两乡镇：矽肺病检出率高达42.22%，全国罕见！

    8月15日中午，记者与当地防疫站的同志驱车来到马山县百龙滩南新村。进村的小路，坡陡而泥泞，马山县卫生防疫站副站长谭子俊坐在副驾驶座上，熟稔地指挥着司机左拐右突。
    “这条路有几个坑我都一清二楚，为了摸清村里人的患病治疗情况，我都记不清一年得进村几趟，农民们不容易啊！”谭子俊手里捏着一份厚厚的患上矽肺病的村民名单，神情黯然。
    在三间裸着红砖的平房前，记者见到了41岁的村民罗绍捌，他正坐在一张小竹椅上用力地喘着气。
    罗绍捌家有两亩田地，平常种些玉米、稻谷，一年下来有一两千元的收入。很多年前，他曾经能挑起两百斤的谷子，但现在，患上了三期矽肺的他体重由60公斤降到了45公斤，连轻巧的生火做饭活都干不了。
    记者：“你的病是怎么得的？”
    罗绍捌：“1996我去海南金矿打工，1998年回来后发现得了这个病。”
    记者：“你当时干的是什么工种？”
    罗绍捌：“在矿道里打钻。”
    记者：“工作环境怎么样？”
    罗绍捌：“井下矿道里都是灰，一天下来人都是全白的，鼻子里有跟石头一样硬硬的东西。”
    马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山多地少。由于经济困难，农民工外出打工现象十分普遍，全县外出务工农民大约有11万人。从1985年开始，该县的白山、百龙滩、周鹿等镇陆续有2000多名农民经小工头组织和亲友介绍到海南金矿打工。
    这些农民到海南金矿后，主要在矿井下从事打风钻、放炮、挖掘、运送、筛矿、破碎选矿等接触粉尘危害性极大的工种，开采过程均为干式作业，矿井下能见度很低，环境十分恶劣。
    井下一般没有机械通风设备，农民工每天在井下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仅靠一层普通的纱布口罩进行简单“劳动防护”。
    从2001年开始，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开始持续收治了30多名来自马山县农民工的矽肺病患者，这一密集的发病率引起了研究所的注意。2005年4月，葛宪民带着18名职防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到马山县白山镇、百滩镇的村屯子展开普查。结果令人震惊：在对348名在家村民进行检查和诊断后，专家们诊断出尘肺病152例，检出率竟高达42.22%，合并肺结核率也高达25.66%。
    葛宪民称，马山县农民工赴海南金矿打工人数达2000多人，根据检出率高和其他因素推算，马山县农民工职业病情有可能成为全国相当严重的一起职业病案例。

治病，一条通往困顿的不归路

    百龙滩南新村外来屯，是个贫瘠的村庄，田地零星而分散，村路旁的野草齐膝高。为了改变贫穷的面貌，三四百人的村屯就有100多人外出打工，目前被查出患上职业病的村民有三四十人。
    一些人外出打工挣了钱，回村后就盖新房起小楼，但往往不久就一头病倒，起了一半的新砖瓦房，在风吹日晒中成了村里的一道独特风景。
    罗绍捌家有五兄弟，1996年到海南金矿打工时，他带上了比自己小四岁的弟弟罗绍拾。金矿按每天的出矿吨数计筹，兄弟俩在狭小的矿道里每天12小时地并肩“淘金”。
    “1998年回来后，他就不行了，2004年病死了，留下三个小孩。”罗绍捌提起弟弟脸上已没有悲伤，目光空洞，“我自己也不知还能撑多久，以前打工攒下的三四万块钱，这几年治病用的钱翻了一番都不止，现在我每个月光吃药就得一千多元。”
    为了给父亲挣治病的钱，罗绍捌两个不满18岁儿子早早就到广东打工了，妻子则一边种田一边进城帮人挑砖以补贴家用。
    对于未来，罗绍捌的平静让人感到阵阵心酸，“我连棺材都准备好了，得了这种病还有什么指望？”
    罗绍捌兄弟俩的遭遇并非个例，在外出打工的路上，职业病使贫穷的农民愈加贫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不久前，记者在广西工人医院回访职业病患者时，见到了33岁的潘凤林，她鼻腔里插着氧气管，被确诊为矽肺二期，同时有严重的肺结核、气胸等并发症。
    “不知还能不能活五年？” 她的主治医生叶绍色担忧地说。今年春节过后，潘凤林到这里求医时还怀着身孕，为了治疗只好放弃了胎儿，今后她再做母亲的机会已很小了。
    潘凤林的不幸也是源于一次外出打工经历。2002年，从未走出过广西河池市大化县江南乡上和村的潘凤林，决定到广东打工。她在广东顺德一家玻璃厂找到了一份切割玻璃的活，每月900元的工资使潘凤林一干就是四年，家里也很快用攒下的钱盖起了两间大瓦房。但房子盖起来潘凤林却病倒了，短短的大半年求医时间就花去了2.5万元。
    “医生说我以后每年都要来住院治疗，长年得吃药，我该怎么办？”病床上的潘凤林担忧地问记者。
    这样的问题，以目前的社会现状确难以给出答案。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5年底，广西累计报告尘肺病7804例，每年新诊断的尘肺病约为300例，已死亡1868例；累计报告慢性职业中毒1万多例。2005年，全区共收到各类职业病报告295例，其中尘肺病病例报告277例。
    葛宪民对此深表忧虑，他说，以前尘肺病发病时间一般在10年左右，现在由于农民工没有相关防治知识，加上企业不重视防护，防护措施不到位，农民工患尘肺病的发病时间已经缩短到2-3年，最短的只有三四个月。最为糟糕的是，农民工一旦发现染上尘肺病，往往已是晚期，而且由于普遍没有与用人单位签定用工合同，很难得到赔偿和及时的治疗，不少家庭因此陷入极度贫困，不少人干脆放弃治疗。

救助：横县立起全国典范

    2003年8月，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一下接诊了数例来自广西横县板路乡广龙村的农民工矽肺病患者，一问打工史，均有到位于该村附近的横县金矿打工的经历。
    当年，葛宪民曾按国家标准对当地矿区的粉尘成分和浓度进行检测，发现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严重超标。没有防护措施的工人在此长期工作，得矽肺病是必然的，葛宪民意识到，这可能又是一起群发性的职业病事件。
    2004年4月和8月，自治区卫生厅从自治区、市、县三级抽调50名职业病、结核病防治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联合调查组，两次把先进的高仟伏胸透诊疗车开进了广龙村。
    体检的结果比葛宪民预想的还要严重：广龙村接受体检的647名农民中，被诊断为矽肺患者的有99例。
    广龙村位于横县板路乡的北部，全村有5个自然屯，905户人家，村子的自然条件很差，人均仅有4分耕地，贫困是显而易见的。
    广龙村村民的外出打工史可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1985年，自治区地质队勘探发现横县南乡镇高山村大化屯狮子岭一带有金矿。消息传出，各种国营、民营的采矿队一拥而上，滥挖乱采现象十分严重。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狮子岭一带的采矿队多达80多家，挖矿的农民工有3000多人，他们主要来自金矿附近的广龙村。
    如今10多年过去了，广龙村被初步诊断为矽肺患者的99名农民，又面临着另一重打击：由于他们均离岗多时，且每人都曾在多个采金队打工，许多金矿业主早已易人，难于对他们的病症予以确诊。根据国家职业病诊断标准，确诊职业病必须首先证明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因为确诊就是确定劳动关系，确诊就是确定赔偿。
    葛宪民陷入了两难抉择：如果不立即确诊，这些村民就得不到及时的救助，如果确诊，在没有确定业主之前，这是很冒险的做法。
    经过一番权衡，葛宪民最终拍板决定：对所有患矽肺病的农民工进行确诊。并决定由所里尽最大努力免费为农民工进行专项体检，免收一半医疗费用，为广龙村农民工矽肺病患者实施紧急救助。为此，研究所每年为农民工矽肺病专项体检和医疗救助开支约100万元，从而有效控制了这批矽肺病患者的病情，这两年未发生一例矽肺病患者过早死亡。
    与此同时，葛宪民还开始着手向各级政府争取援助广龙村村民的工作。
    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05年7月19日召开了“关于研究职业病防治问题会议”，会上自治区领导提出了解决横县广龙村农民工矽肺病患者的治疗和生活困难的指示。
    2005年8月，横县人民政府下发了《横县矽肺病患者医疗救助、生活救济、子女教育资助办法》的通知。通知规定：每年定期安排广龙村农民工所有矽肺病和疑似矽肺病患者到专科医院进行系统治疗，每月给每例矽肺病患者60～100元的生活困难补助，并给每例矽肺病患者的子女免费就读和给其家里老人享受五保户待遇。系列措施使横县政府在尽力救助农民工职业病患者方面成为全国的典范。

五大对策缓解瓶颈问题

    据调查显示，我国遭受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已经由过去的国企正式工人转嫁给进城务工的农民。
    由于农民工普遍缺乏应有的劳动合同和“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不仅造成农民工发生职业病后，没法享受国家规定的工伤医疗保险等待遇，发现职业病后得不到及时救治，大多数农民工职业病患者往往都是采取回家乡等待、听天由命，虽然有的自筹经费进行医治，以致造成家庭因其患病致贫、返贫，但是更多的患者因家庭贫困无法医治，最终因贫得不到及时救治过早病死。
    由于我国的《职业病防治法》出台比较晚，依法追究用人单位责任还比较困难。事实证明解决这一残酷现实的最有效、最可行的办法，只能依靠当地政府拨出专款实施免费医疗紧急救治，减少或避免农民工职业病患者的过早病死。
    葛宪民带领广西的职防专家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广西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现状与对策研究”，根据调研掌握的情况，在今年两会上，葛宪民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向两会就当前的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了五条建议。
    一、党委政府务必高度重视农民工的职业病防治。各级党委落实职业病防治行政首长负责制，形成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依法制定本辖区职业病防治规划，明确提出降低职业病发病率的具体目标和措施。
    二、建立职业病防治的长效机制，切实加强各级政府领导。建议国务院在国家安全生产委员会下设立职业病防治工作办公室，统一协调全国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努力构建“用人单位负责，政府依法监管，行业依法自律，职工群众监督、社会广泛支持”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格局
    三、建立健全农民工职业病防治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清理和废止歧视和限制农民工的各项政策，出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和农民工权益的法规，重点解决农民工“五险一金”缺失的社会保障问题，制定依法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治本之策。充分发挥劳动部门的职业病工伤认定制度，建立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和法律援助制度，切实维护农民工职业病患者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县和乡镇两级基本职业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我国由省、市、县、乡的四级基本职业卫生服务体系，是解决广大农民工职业卫生问题的根本策略抉择。
    五、加强职业病危害源头控制，制定完善的治本之策。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的监管力度，保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三同时”的贯彻实施。凡未经卫生行政审核同意的存在严重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有关部门不得批准、核准和备案，工商部门不予注册，银行不予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