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学校后，何慧又投入到紧张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由于她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她的职称仍然是讲师；但李兆明的情况大不相同，因为是洋博士，回国后就定为副教授；当何慧回国后，李兆明已成为正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兆明的工资也因此升为教授级，比何慧的工资高了不少，他们家还搬进了90多平米的教授楼；回国后不久，何慧被任命为分析化学教研室付主任，李兆明却被任命为物理系付系主任。他俩的情况用一句四川话来说，就是何慧总是比李兆明低一篾片儿！夫妻之间的这种反差，让何慧觉得很不是滋味。她不时在李兆明面前流露出不满、不服：“你说我们俩当初一起在凉山受苦，一起考上研究生，一起留校任教，我也跟你一样留过洋，为啥差距就这么大呢？你成了教授，我连副教授的职称都没有，我实在想不过！”

“慧慧，这就是国情所致。按政策，洋博士回国聘为副教授，博士后回国聘为教授。你为啥不接受你导师的建议，等拿到博士学位才回来？你出国前，你国内的导师陈教授不是提出要你争取拿博士学位吗？！”李兆明说。

“算了，不说这个了，你已经说过几次了。”何慧说，“人家不是太想家，太想你和孩子们吗？！难道你不希望我早点回来？”

“我当然希望你早点回来！”李兆明说，“只是你一说到你的职称，就很不满，这种情绪对你不好。你出国前你的导师不是给你分析了学校里的情况，说晋升职称难很快解决吗？！我们这批老五届研究生，大多数情况跟你一样，留过洋，成果不少，就是因为出国较迟，年龄大了，没有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就只能等那批老教师退完后才能轮到你们。我是特殊情况，出国早，有个洋博士学位，才免除了这个苦恼。”

“我知道，只是看到你节节高升，我却原地踏步不进，心里觉得有点失落罢了。”何慧说，“我的导师快退休了，想我接他的班，我说：‘我连副教授都不是，我如何接你的班？！你老还是为革命再接再厉，多干几年吧。你们这些资深老教授，是没有退休年龄限制的。’他说人老了，该退下来，把机会让给年轻人。他还说要去找师资科小曹反映这个问题，要他们重视这批人的职称问题，要不然他们会走，到其它地方、其它单位去。”

“你的导师有远见！”李兆明说，“我们这批在校任教的老五届研究生，已经有好几个离职去深圳等地，甚至有人来联系我，希望我和他们一起走。我借口要等你回来才考虑，婉拒了他们。”

“师资科也知道这些情况。”何慧说，“那天我碰到曹科长，她也说到这个问题。她说希望我们不要去跟那个风，否则对我们今后的事业不利。要专心搞学术研究，还是留在益州大学好。关于我们这批人的职称问题，不是条件不够，而是指标问题。她说她正在向省人事厅写一个报告，希望专题解决我们这批人的职称问题。她还说，你有一个同学不是在省人事厅当副厅长吗，等她把报告弄好，学校审批后，请你和她一起去省人事厅一趟，希望你那厅长同学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那时在高校工作的中青年教师，都在为帽子、票子、房子而苦恼。票子指总收入，主要是工资，与职称挂钩；至于奖金，不仅少得可怜，还要各系自己解决；当时房子由房产科分配，与职称挂钩；帽子指职称，晋升职称才会升工资、决定你住进那一级别该住的房里。在八十年末至九十年代初，高校教师的待遇不如中小学教师，也不入工厂职工，主要是奖金太少，成为社会上收入最菲薄的人群之一。那批在高校任教的老五届研究生，工作十年多了，还是个讲师，工资只有一百多元，不少人感到寒心，想离开高校去外资企业，有的还想下海做生意。作为文革后填补教师断层的骨干教师，不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怎么让他们安心在高校工作呢？！所以这时益州大学师资科也慌了，曹科长要向上级打报告，想专门解决这批人职称的原因。

果然没有过几天，曹科长就给李兆明来电话，提出要李兆明和她一起去省人事厅走一趟。李兆明回答说没有问题，何慧已经给他谈过这问题。

“李教授，我们马上出发。我到理科楼下等你，你安排一下你实验室的事，马上下来吧！”曹科长说。

于是李兆明向他的几个研究生交代了一些事项后，就下楼去了。这时曹科长从学校汽车队要了一辆小轿车开来，叫李兆明上车，直奔省人事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