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李嵋出院。何慧带着儿子去找局长，还没有等何慧开口，局长就说：“你儿子这次生病的事我知道了，是南兴公社的王书记打电话告诉我的。何慧啊，你的儿子快三岁了吧，应该上幼儿园了。所以局里决定调你回来，担任农水局的统计员。这个工作就不用下乡，也好照顾你儿子，你觉得如何？”

“当然好，我对局里的安排没有意见。”何慧说，“我本来也是向领导反映这事的。既然领导已经为我考虑得很周到了，那就谢谢了！”

李兆明回到公社后，王书记告诉他，他给县农水局领导打了电话，告诉他们那晚发生的事情。并提出把一个女大学长期放在乡下，让一个大老爷们带孩子不大妥当，是不是能考虑把李兆明的爱人调回到局里工作。

“原来是王书记帮了我们的大忙啊！”李兆明说，“真是太感谢你了！”

从此，他们一家的生活安定下来。李兆明安心做他的文书工作，到周末回到县城与家人相聚；何慧也安心做她的统计员，有时还到州里和省里开有关统计工作的会议，工作和生活就那么平淡地过去。

后来何慧又怀孕了，到1975年生下一个女孩。那时提倡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是最理想的家庭。事业上虽然不顺利，但一双儿女很乖，李兆明每到周末回家，看到儿女绕膝，感到家庭特别的温馨。

到1976年初，他们收到王子英的来信，又点燃了李兆明与何慧的希望之光。凉山州氮肥厂又开始筹建了，而且得到省里照顾，厂址选在成都双流县的华阳镇附近。据王子英说，他从五七干校分到昭觉县公交局，后来州里把筹建氮肥厂的事交给昭觉县，于是他就进入了县筹建组。但这些年进展不大，主要是煤的产量、质量都有问题。于是州领导找到省里，希望照顾凉山少数民族地区，能到外地有天然气的地方办厂。得到省里批准后，州里就收回了昭觉县的氮肥厂筹建权，他们自然进入州筹建组。他已向州里反映，请求把以前峨眉学习组的人都调回州里来。他希望李兆明利用周末去昭觉找一下有关部门，能尽快把他们调上来。

李兆明利用周末去了一趟昭觉，找到原来工业局干部的、现在管氮肥厂筹建的老陈。老陈说，他已向州氮肥厂筹建组领导推荐了他俩。但现在到成都附近建厂成了州里最热门的工作，因为到成都附近，等于下山，走出凉山了。州级机关和军分区的干部子女都在往那里钻，要调他们去难度有点大；此外，他害怕冕东组织部不放他们走。因为老陈也知道那年省里调他们去川维厂，冕东组织部卡住不放他们的事。

李兆明有些丧气地回到冕东，告诉何慧希望有点渺茫。何慧却说：“没有必要那么悲观，机会会来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你想，建那样一个现代化的化工厂，没有技术人员怎么行？！我还是当初负责总工艺的呢！只是我们得想个办法，让我们去氮肥厂的愿望早日实现。”

“还有啥办法啊，只有等，看运气啰！”李兆明说。

“我可能有一点办法。”何慧说，好像很有把握似的。

何慧这时想起她父亲在世时的话，叫她有啥事可以找他的朋友邓昭行帮忙，他是凉山州革委常委。但何慧以前没有见过邓昭行，于是他给她母亲写信，请她母亲去找邓昭行的夫人，托他夫人帮忙。因为邓昭行去凉山没有带家属去，并说她父亲在世时曾去找过他，希望他合适时帮一下他的女儿和女婿。过了不久，何慧的母亲来信，说她找到邓昭行了。还说邓昭行已经调出凉山，要调到国家商业部去。但邓昭行满口答应，说他去北京前，还会去昭觉一趟，他还有手续要办。他回去时会争取把这件事办好的。

收到何慧母亲的回信后，李兆明与何慧都有一点沮丧。俗话说人一走茶就凉，邓昭行既然已经调走，州里那些头头还会买他的账吗？

他们已不抱啥希望了！但到八月下旬，李兆明接到何慧的电话，高兴地告诉他得到县里通知，他们俩都一起调到州氮肥厂了。真是喜从天降，他们迅速地办好有关调动手续，由李兆明到州府昭觉开介绍信去氮肥厂筹建处报到。他们很庆幸这次县组织部能放他们走。也许是时间久了，往事淡漠了吧；也许是因李兆明在南兴的表现好，对他们发了善心吧？！当李兆明到州组织部办手续时，组织部长林万来见他。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瘦削但面目慈祥的南下干部，他告诉李兆明，这次调他们去氮肥厂，是原州革委常委邓昭行所托，州组织部采取“硬调”方式，就是下级不准不放的特殊调人手段，才把他们调出来的。他很直白，问李兆明和邓昭行有啥关系。

“你说邓伯伯啊！”李兆明这时才明白一切，“他是我岳父的大学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岳父曾因为我们的事去找过邓伯伯，他曾答应我岳父要帮我们的。”李兆明也很直白地向林部长讲出原委。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他说，“邓昭行要调到商业部去了，他这次回来特地找到我办这事。”

“谢谢林伯伯！”李兆明也乖巧地说。

李兆明心想：真正的朋友会在危难时拉你一把，而不是踢你一脚。所以才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说法。邓伯伯是岳父真正的朋友，所以在岳父去世两年后还不忘亡友之托，太难能可贵了！可是他以前只是一个常委，不被重视；当他要调到中央，是高升了，他说话的分量就大不相同。

他们被硬调到成都附近的氮肥厂，颇令冕东人、尤其是农水局的人震惊，因为这次调走是“下山”。在凉山工作的干部都知道，“上山”（凉山彝族地区都是高山区，到那里工作被称为上山）容易下山难。汉族干部绝大多数不愿意到凉山这个艰苦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因此造成有进无出的局面。他们认识的一个冕东县医院的中医师周医生，他是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第一批毕业生，毕业后就分到冕东工作。他父亲是益州大学中文系的老讲师，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也许就是他被“发配”到凉山的原因。他于九十年代初下山，到西南民族大学校医院工作。李兆明一次在校园碰到周医生，彼此显得格外亲切。他对李兆明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凉山工作的“山上”汉族干部闹翻了，说：“过去罪犯充军、流放，都有一个期限，我们发配到凉山为啥没有一个期限？！”从那时候开始，上面对凉山的干部政策才有所改变，汉族干部才开始陆陆续续放“下山”。

何慧与李兆明这次去州氮肥厂，也属下山，户口和粮食关系要办到双流县华阳镇，引来许多人羡慕。下山了，而且这么快，好像做梦一样。要不是邓昭行帮忙，他们那时是下不了山的。李兆明心血来潮，写一首小诗，抒发他们的情感：

上山容易下山难，山路崎岖路漫漫。

杨慎梦断滇南路，黄峨望穿永昌山。

春蚕未死丝未尽，蜡炬未灭泪未干。

借助东风续旧梦，邓公恩德铭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