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起流传一习语：在川一条虫，出川一条龙。据考，四川古称蜀，蜀字与蚕通，古蜀蚕丛氏开国以种桑养蚕为业，为后来蜀锦扬名天下打下良好基础。古‘蜀’字就像一条蚕，故蜀蚕相通。蚕不是虫吗？后来中原人入蜀，见蜀中人四季劳苦耕作，十分感慨蜀人之勤劳，而蜀人又善于享受生活。并没有对蜀人有啥贬抑。最早说蜀人是虫见于北宋。当时南北文化发展风格不同，四川和福建各自代表着南方文化的某些特点，引起北方文化的反感和鄙视，进而以文字结构为据，提出‘蜀闽同风，腹中有虫’的说法，从而成为侮辱蜀闽人为虫的俗语。据说苏东坡听了此言后，勃然大怒，反驳道：“何得乃尔！”

苏老先生大怒，认为这是对蜀人的侮辱。出自蜀中的苏氏三父子，不是虫而是人中之龙！炎黄子孙都自诩为‘龙的传人’，龙得万物之灵性，志向高远神通广大。人们都希望成为人中之龙，望子成龙，跃入龙门；虫则是卑微弱小，只有蠕动爬行于阴暗潮湿之地，像蚕那样满足于食叶吐丝、作茧自缚。最后破茧而出，也不过一只飞蛾而已。因此说蜀人是蚕，也如说蜀人‘盆地意识’，坐井观天，自我陶醉！

与川人是虫相应的习语还有，即称四川人为“川耗子”。耗子者，目光短浅，尖牙利嘴也。川耗子的来历无法可考。传说是由谐音所致。人们习惯用省的代号加一老子称呼某省人，比如陕西人，称为‘老陕’，蜀是四川的代号，故称川人为‘老蜀’。因‘蜀’‘鼠’同音，便误传为‘鼠’，从而将川人称为川耗子，并无贬义。但后来却转为对川人的挖苦，最早可考的是清朝史学家赵翼，在其所撰《陔余丛考》中说，明代“呼蜀人为川老鼠，以其善钻也”，可见在明代就给蜀人此雅号，讽刺川人鼠目寸光，善于钻营。这与说川人是虫，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有人对这些雅号不以为然，反而在虫和耗子中发掘优势，乃至以‘川耗子’自诩，曰：“老鼠精灵、机智、善于应变的积极性格，与川人机敏轻疾，多智善谋的文化性格特征颇为相似。”；有人也自称‘牙尖帮’，自认为伶牙利齿的川耗子。

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视这些缺点。那些习语对川人而言是刻薄了点，我们引以为戒就行了，何况那是以前的说法，不必太认真。笔者喜欢的是“在川一条虫，出川一条龙”这话，既有批评，又有鼓励，最适合如今四川人自勉。

自古蜀中多豪杰，文豪辈出。从汉以来，司马相如、杨雄、陈寿、李白、陈子昂、苏氏三雄、杨慎，都是人中之龙；新中国的开国元勋邓小平、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文豪郭沫若、巴金等，都是出自蜀中之龙。古今蜀中人才辈出，是其它省市难以比肩的。然而纵考这些伟人，无不是出川后才扬名天下的。因而后来有“在川一条虫，出川一条龙”的说法。笔者认为，这说法已不带贬义，只是鼓励川人走出盆地，开阔眼见，发挥自己才能，为国为民大有作为之意。这话不仅对四川人，也对其它地区的人适用。比如在我国的最高学府北大，也流传同样的谚语：“在校一条虫，出校一条龙”，同样是鼓励北大学子走出校门，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意。

但走出去不等于都成龙，还要争取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才能有所作为。当初司马相如的文采在川蜀中颇有名气，但在全国的名气很有限。他决定出川发展，发誓要有四匹马拉的车载誉而归。到京城后通过人举荐当个小官，不足以发挥其才能。后来辞官，东游到当时文化活动的中心梁国（今河南商丘附近），经几年的学习、磨练，写出著名的“子虚赋”后，确立了汉赋大家的地位，才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最终能乘驷马大车而归，让成都驷马桥留下司马相如的印记。同样，李白不出川，不能成为诗仙的李白，苏轼不出川也成不了宋词大家，杨慎不出川也不能成为明朝著作最丰的大文豪，郭沫若、巴金不出川就没有了后来的郭沫若和巴金！

成才，也是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大有作为的意思。像司马相如、李白等文豪，如果没有在蜀中打下扎实的基础，在外也不会有扬名天下的机会。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大文豪或能臣武将的，只要自己有本事，能将其发挥出来就算成才。改革开放后，四川大量民工外出，他们出川后有多大成就就很难说了。但笔者在三亚见到几个达州农民，他们到那里承包了大片蔬菜地，利用他们在川种地的经验和当地的地理气候条件，在这片土地上生产出大量的新鲜蔬菜，不仅为繁荣三亚农产品市场作出贡献，自己还在三亚置下房产。笔者认为，这也是出川成才的事例吧。

在国家开发西部的大好形势下，在川也不是不能成龙的，只要克服那些‘虫’和‘鼠’的缺点，放眼中华的崛起，也会大有作为，如今在川有大作为的人不少，就是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