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个怪才，本是个写小说的文人，却因蹊跷原因进入戏剧界；本是个右派，却写出在文革年代红得发紫的样板戏《沙家浜》，至今常演不衰；小说虽然写得好，却因戏剧名扬四海。笔者对汪先生佩服之至。看汪曾祺《说戏》一书，就体会到这怪才对戏剧研究之深，其文化修养之高。汪曾祺称，他喜欢京剧，在地方戏中尤其喜欢川剧，是因为川剧的文化底蕴之高，其它剧种是无法比拟的。在《说戏》一书中，除京剧外，竟有两篇说川剧的。其中一篇是“杨慎在保山”，主要说杨慎创作的杂剧《文武打》。

杨慎是明朝创作最丰的大文学家，除创作近叁千首诗词外，还有历史、地理、弹词、戏剧等著作。其创作的杂剧《文武打》，至今是川剧昆腔的保留节目，其喜剧风格很难在其它剧种中找到。汪曾祺这样写道：

“我对杨升庵没有多少了解。五十年代在北京看过一出川剧《文武打》，这是一出格调古淡的很奇怪的戏，写的是一个迂腐的书生（陈仲子，笔者注），路上碰到一个酒醉的莽汉（名齐人，笔者注），醉汉打了书生几砣，后来又认错，让书生打他，书生怕打重了，乃以草棍轻击了莽汉几下。…这场戏以丑行应工，但完全没有后来丑角的科诨，演得十分古朴。有人告诉我，这出戏是杨升庵写的。我还想，很可能杨升庵当时这出戏就是这样演的。这可以让我们窥见明杂剧的一种演法，这是一件活文物。”汪老在另一文《川剧》中又谈到这出戏：“川剧许多丑戏并不热闹，倒是‘冷淡清灵’的。像《做文章》这样的戏，京剧的丑是没法演的.《文武打》，京剧丑角会以为这不叫戏。”

其实，川剧《文武打》是一出颇具幽默感的戏，网上有当今川剧名丑许明址演出的视频，笔者觉得是一出轻喜剧，但戏中对文人陈仲子迂腐形象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陈仲子去看母亲，母亲杀鹅招待他，他吃了鹅肉后出场，有一段自白：‘圣人云：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听其声不忍食其肉’。但他不能拂母亲爱子之心，因而强忍吞下，现在只得在路旁‘挖而吐之’；莽汉齐人赴宴吃得太多，感到胃难受，也在一旁‘挖而吐之’，但觉得陈仲子模仿他，便气愤地去打陈仲子。于是一段文人与莽汉的对话开始了，那些讲白将莽汉的粗鲁无礼，书生的迂腐拈酸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乏笑料。最后莽汉同意陈仲子的‘来而无往非礼也’，同意让陈仲子回打他。那陈仲子举起拳头时，怕拳头太重打伤齐人，非君子所为；于是改为用指甲戳齐人，但又觉得他指甲太长，会将齐人的面挖出血，便改为用草棍打。结果惹得齐人恼怒，觉得用草棍打他是侮辱他，又向书生施加拳脚。最后被公孙丑劝住，才得以结束这场可笑的文武打。

笔者觉得这是一场较典型的川剧丑角戏，汪老先生之所以对其有那样深的印象，一则因为他对杨慎的敬重及对明杂剧活化石的兴趣，二则是川剧深厚的文化底蕴。正如王先生在文中所说，川丑都有书卷气。

这出戏在川剧丑角戏中应该是具代表性的，在川剧界影响颇深。著名川剧剧作家吴伯祺曾将其改成一现代戏，曰现代文武打。川剧丑角戏中此类戏颇多，如《做文章》、《花子骂相》、《邱旺告贫》、《九流相公》等均颇具书卷气。

汪先生尊敬杨慎，曾去云南保山拜访杨慎遗迹，后来又去新都游升庵桂湖，曾写有一诗道：

       桂湖老桂弄新枝，

       湖上升庵就有祠。

       一种风流谁得似，

       状元词曲罪臣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