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死——海子第二十一个忌日

文/南岩

又是一个3月26号，海子的忌日没有了往年的热闹，显得有些冷清，不过我倒是喜欢这种冷清，因为真正对一个写作者的尊敬在于内心的共鸣，而不是嘈杂的音质和喧嚣的物质气味，更应该是一种自我的宁静，一种三五朋友之间的对话，一种自我安静里的声音。

海子作为北岛之后的又一个诗人神话，被很多人拿来议论，拿来说事，我就经常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经过海子同意了吗？是否扭曲了诗人，从而扭曲了一个时代，这也不得而知，只能是我的一种猜测。谈到海子，就不得不谈诗人之死，不得不谈自杀，不得不谈80到90年代的诗歌，更不得不谈我们自己。

帕斯捷尔纳克在回忆几位自杀的俄罗斯诗人时，曾经痛苦地发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他们生命的结束，是忍受不了那令人绝望的期待，忍受不了不属于任何人的精神土地的干裂，是与自己的另一个自己彻底决裂，怀疑自己与人类精神的关系，怀疑信仰的价值，但为了信念绝对忠诚，拒绝虚妄地活着，最后只能归于一种毁灭性的自杀。

而我们呢？我们在物欲横流时，冷笑面对；在物欲里麻木沉沦，缺失仅有的精神信念，把信仰的最后一块空地刨出，任凭物质的践踏。我们活着究竟需要什么？我记得有几次与8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闲聊时，发现不少的写作者更倾向于把生活安顿，倾向于一种仅有对写作的热爱，倾向于一种自我的慰藉，而越来越少像海子一样为写作痴迷，为追求人类终极意义的彻底。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海子之后就没有诗人，至少没有一个被大众普遍熟知的诗人的缘故。我始终相信诗的价值永远都在，永远都是人类精神通向里最不可或缺的，因为人类对于终极关怀和终极意义的探索和追求永在。

上帝之死，是尼采走到精神尽头的逼迫，还是为何？还是我们人类自我的一种挣脱？我们的精神究竟荒芜了多久？诗人轻蔑人间的烟火是否正常？究竟有没有神圣的价值？所有的我们是不是历史的产物，还是历史是我们的产物？

当诗人陷入痛不欲生的苦恼——价值彻底毁灭时，绝望感从脚上升到头时，恐惧和战栗是否迫使所有人进行着抉择，一种没有出路的伦理抉择？还是进入另一种虚无和厌世？所怀疑的意义却是我们本身孜孜追求的，这意义抛弃了谁？是意义缺乏真实？还是我们本身缺失了真？这不可跨越的屏障和深渊压制着所有人的内心，以至于撕裂真诚的人，把一些不安和躁动延伸给更多的人。这种没有价值的真实，让人类的终极关怀和终极意义化成泡沫，导致出对生存的畏惧和毫无目的，吞噬所有人的理想可能，自杀也就显得简单得多。

自80年代诗歌热闹之后，诗人之死也随之而来，成为众多写作者内心不可逾越的障碍，诗歌与诗人本身的气场是否有着某些内在的可知性？诗人是否必须以某种不可接受的行为来达到自我的内在自由，诗人自杀究竟是诗歌内部的一次正常，还是社会的偶然，这需要现在和后来更多的人去窥探，需要自我精神的不断探索，因为真的诗人清醒地知道使世界的浑浊在这里透明是诗人的唯一使命。置身于无意义的世界，我们到底在哪？我们又将走向何方？我们又是为何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