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斐访谈：十年阿斐，三十而立

提问：《核诗歌》主编  媒体记者  诗人       王西平

回答：80后诗人    媒体记者                阿  斐

阿斐博客：http://lihuifei1980.blog.hexun.com/

王西平博客：http://blog.sina.com.cn/pxw1980

 

■     阿斐好，你在《南方都市报》，我们算是同行。说说看，是怎么进入《南方都市报》的？怎么想到要做一个“本报记者”？和你最初的愿望有出入吗？

答：做记者对我而言算是一个偶然，因为我自认为不会与人交往，所以对记者这个行业是敬而远之的。大学时，我是系刊的主编，也做过校报的主编，还办过诗刊，但并不认为我自己很适合做报纸。后来经杨克牵线认识了沈浩波，他在一家报纸做编辑部主任，我就去了他那里跟着李师江实习，每月还有一定量的稿酬。就是这段时间，我对记者这个行当产生了兴趣，因为相对自由。大学毕业时，我没有考虑过其他职业，只想做记者，正因为此。

想起来，我是一个很笨的人，实习期间，那些有我署名的报纸，我都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毕业时遇到了麻烦。我毕业的学校是理工大学，学的专业跟做报纸毫无关系，又找不到我有能力做报纸的凭证，所以在北京混不下去，找不到工作。后来我跑到南昌，联系了当时在“诗江湖”玩的马策，一起吃饭，席间聊到我工作的事。他恰好在南昌有个哥们，叫涂序礼，是江西《信息时报》的编委。马策约了他，把我介绍到《信息时报》。在这家报社做了三个月左右，我辞了职，揣着80块钱跑到了广州，找到杨克。杨克推荐我去《南方都市报》，当时在报社工作的诗人吕约也跟报社领导推荐了我，评论家张柠也帮了我很大的忙，但是并没有顺利进报社。那时已是2001年底，我回老家过年，期间忽然接到杨克给我的电话，说《南方都市报》要我了，让我赶紧给报社编委、诗人陈朝华打个电话。于是我就打了电话给陈朝华。回广州后，陈朝华面试了我，然后报社就把我录用了，分配到副刊做文化记者。进《南方都市报》的过程大概如此。

做记者对我而言，虽然不无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因为这种职业比较自由。今天看来，相比于其他行业，我的工作还是比较自由的，与最初的愿望出入不太大。当然，这个职业于我，也有一些价值感上的困惑，根源于中国的媒体环境。倘若有一天，媒体真的能扮演“监督者”的角色，那我愿意付出终身精力去经营自己的工作。

 

■     在我的印象中，你好像在做一个什么时尚类的版面，写了好多塑身、美容之类的稿子，也有一些介绍奢侈品的，作为一个诗人，写这种文章痛苦吗？你是如何转换“诗人”与“记者”的角色的？

答：我做了一年副刊记者，后来被调去做生活版块。我本来以为，自己做不好这种版面，但事实上，我适应能力很强，从对生活一无所知到懂得享受生活好的一面，全是工作改变了我。我做了三年时尚记者，又做了三年时尚编辑，感觉还不错，有一次，广州某时尚组织还想给我颁个时尚评论家奖，但我推辞了，让给了另一个女同事。我不认为自己是时尚人士，但对这种版块，还是挺喜欢的。作为诗人，写此类内容，不觉得有什么痛苦。如果有，也是有一种阴差阳错的意外感。一个农村青年，最初连自己的衣着都毫无把握力，还要去指引别人如何穿衣打扮，听起来就有点不可思议。但我自认为我的工作做得还不错。我甚至还独立策划了一个叫做“封面女郎”的时尚选秀活动，这个活动到现在还在持续做。

    记者、编辑是我生活里的一个身份，而诗人这种角色是我骨子里的东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因素作祟。前者让本来不习惯深入生活的我不得不走街串巷，跟各种人打交道，改变了我许多外在行为方式，而且，它更是我的一个饭碗；后者让我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自足状态，有时候就像我的本质生命。这两者基本没什么冲突。如果有，也是工作时间与写作时间方面的冲突。诗人与记者的角色，于我用不着转换，二者和谐共存。报社很多同事都知道我写诗，虽然有点惊讶，但还不至于把我当做外星人看待；而写诗让我保持一种好心态，不会刻意追逐工作方面的利益，让我可以对工作得失泰然处之。

 

■     记者，有时候就是需要 “导演”一种技巧，从而使得版面或稿件丰富而可读起来，据说你在这方面很有“招数”，我在网上看到你往往会根据采访内容设定一些场景（情景），然后采用散文的写法、戏剧的写法进行作专题报道？请举例说明一下。

答：呵呵，这你都知道？我写报社稿确实很动脑筋，想写出不一样的感觉来。因为我觉得这对我也是一种文字上的锻炼，而不会为工作而工作。我供职的部门类似于生活部，这个部门的版面很生活化，有深度阅读的空间。诗人陈朝华主管这个部门时，经常强调对文字要有敬畏感，我觉得很有道理。我把它理解为，可以把稿件当做美文来经营。散文的写法是我常用的，戏剧式的写法似乎是我开创的（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其他同事写过）。有一次，做一个选题，我把同事和我自己，都安插到里面，扮演文字里的角色，好像是“天鹅湖”之类，戏剧文本中的元素我都用了过来，很有趣。还有一次，好像是一个年终盘点的专题，我做一个情感版，就是指导读者如何弄好两性关系之类，我把陈世美与秦香莲、陆游与唐婉等人物，都拿过来说事，有板有眼的，同事都大加惊叹。我写稿玩得很开，自得其乐，而且也自以为读者会感兴趣。我做生活记者的那几年，基本上所有需要文字技巧的稿，同事都乐意叫我写，我也毫不推辞。

 

■     你号称“中国诗人第一人”，是这样吗？你的同事知不知道你是个诗人，而且还是个“下半身”诗人？

答：你说的是所谓“80后第一人”吧？这顶帽子，是被戴的，我曾经很抗拒，但其实无所谓，无非一个江湖式的名头而已。

    大多数同事都知道我写诗，但我跟“下半身”的关系，别人知道的不多。

 

■     2000年年底，你经历并参与了诗歌生命中的第一次大型江湖混战，号称“沈韩之争”。你化名骂了一位亲戚般的朋友，请问这位 “亲威般的朋友”是谁？后来你又主动向对方致歉了，为什么？

答：这于我算是个挺难受的回忆，我对江湖中的诗歌之争后来也抱以淡然的态度。这位 “亲威般的朋友”是尹丽川，可能是当时她帮对手一方说了些话，我化名“韩非”开了骂。但事后觉得很不舒服，感觉自己像一个对朋友暗施冷箭的人。那时候正是2000年年底，我在回家过年前，给小尹打了个电话，说我就是化名的韩非。尹听了也很生气，而我甚至在电话这头流了泪。我对情谊看得很重，所以不允许自己轻易伤害什么。

 

■     有人说，你是杨克一手“操作”出来的，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答：杨克是我的恩师无疑，至今不变。我在理工大学写诗时，很孤单，很想找到诗歌组织，找到能谈诗的朋友。一句话，很想混入所谓诗坛。一次，我很无聊，骑着单车在北京乱逛，跑到一家席殊书屋，翻看到《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了几十块钱买了回来。《年鉴》后面附有主编杨克的联系地址，我在上课的时候，写了一封长信，大致说明我对诗歌的看法，寄了出去。我绝没想过这封信会有什么效果，仅仅是自我安慰而已，感觉自己把内心的想法说给了另一名诗人听。那是1999年。暑假时，我没有回老家，在北京做家教。一天中午，我恰好在宿舍，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是杨克。就是这样，我开始与杨克交往，他同时介绍沈浩波我认识。后来我毕业找工作，杨克也给了关键性的帮助。这于我是极大的恩情。我的诗在《年鉴》发表，以及执行主编《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都是杨克给我的机会和对我的信任。这些东西，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为这些出了点名。事实上我对“文名”是迟钝的，无感觉的。我更喜欢写诗的过程，喜欢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从大学到现在，一直傻乎乎地写着，很少去想为什么写。包括在“下半身”时期，我都努力做到自我写作的独立性，大多数作品基本上能诚实于内心。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我到底有没有“出来”？我不知道，如果“出来”是“出名”之意的话。杨克有没有“操作”过我的“出来”？我也不知道。他给了我很多帮助，这些帮助肯定有益于外界知道我的名字，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如果“操作”意为“帮助”的话，我非常认同；而且，以此来看，“操作”我出来的朋友还有很多，不只杨克一个。另外，某些程度上，杨克客观看待世界的观念也对我有极大影响，但我扪心自问，还是觉得自己就是自己，是独立的，甚至也是自足的。杨克老师的许多观点，我会听，但未必认可。我往往都是这样，可以听任何人的说法，但永远会有自己内心的判断。有时候，我这种状态还很容易引起朋友的误会，比如看起来我很“阴险”。其实我只是不会过多地干预别人的想法而已，不会试图用自己的观念去纠正别人而已。如果我真的“出来”了，我相信也是自己写出来的。诗歌、诗人这东西，不是包装明星，不需要经纪人，吹牛、操作之类都无用，除了写，还是写，往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写——而不是根据“别人的需要”去写。诗歌与他人之间，一般不存在供求关系（最多，也只是跟写诗者本人产生供求关系而已），而是一种共鸣。

 

■     我们是同龄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老去”，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谈谈你三十而立的感言吧。

答：暂时没有“老去”的感觉，呵呵。你感觉到“老去”，可能与观念先行有关。我当然改变了很多，能隐约感觉到“体内的变异”，甚至有了沧桑感，但这绝非瞬间之事，而是长时间累积而来的。在同龄人当中，我称得上时时早、事事早。很早上网写诗，很早被称作“80后”，很早工作，很早结婚，很早生女，甚至很早离婚。这些都在我心里留有痕迹，积土成山，所以我看上去似乎成熟得也早。然而我还能扛得住，还能觉察到内心18岁的冲动。我的主流性格比较温和，然而，倘若我被逼尖锐起来，也还是能戳穿一面盾的。三十而立的现实，于我有压力感，我写过一篇长文，叫《三十自述》，里面有所表达。但我自信还不至于被光阴压垮，我自信内心还是强大的。有朋友说，人生三十岁才刚刚开始，我自觉亦然。总有人说，我现在的诗歌没有以前好，失去了那种尖锐的东西，而我从来都认为，我现在写的，比以前不知好多少倍。我的尖锐隐藏在温和之中。如果以前我是一柄剑，现在我就是一把钝刀。看起来很钝，但可作开山之用。我写过一首短诗，可算作我的三十感言：

《夜欢》

夜流涌动，欢声如雷

我确定自己在里面是快乐的

亲爱的朋友，你看我

哪有什么衰败的迹象

 

那些恶劣的言辞，去他*的

我不为人而生，不为人而死

活成一副骷髅

仍是那个天压不跨的青年

 

谁能把我预言？

除了我心中的上帝。

 

■     你的家乡是江西都昌。你曾经在一次很长的谈话中，呈现了你“村庄”里的各色人物：赌棍、盗窃者、宿命论者、乞讨者、哑巴和聋子……这一切构成了你记忆中的全部，这让我想起阎连科《受活》中的“受活庄”来，这种荒诞中的真实以及尚未开蒙的偏远和愚昧，让人无限震惊。这一切对你的成长以及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不认为这些跟“愚昧”有关。我热爱我所写的家乡的所有人，他们是我的根。都昌县是一个穷县，是最底层的、偏僻的县，我们村却不是一个穷村——至少以前不是。我们村有马路穿过，我们村很多人很早就出去闯荡，我能从村里许多人嘴里收获外面世界的信息。我能感受到我们村在现代化与古代化的冲撞之下的改变，那种慌乱，那种无序，那种不知未来在何方的茫然。这些东西都积压在我骨子里，可能造成了我的分裂，但至少在现在，我享受这种分裂感，并以诗歌表达出来。它丰富了我的诗，造就了我的诗。我写过的那些人物，乞讨者、哑巴、聋子，现在还活着，还在使劲地活着，回老家我都能遇到他们，他们甚至已经有了现代的气息，虽然整体氛围上，还是趋近古代。我的成长经历，就是从古代走向现代的一个过程，沿路的风景都历历在目，它们让我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时代的人。我现在还在这一过程中，也许会到老、到死。

 

■     说说你的家里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什么的，总之说说你认为值得说的人。

答：最想说的是我的爷爷。他已经过世了，但我感觉他仍活着。我从小就离他很近。我比我弟弟大两岁，家里的房子不多，等我弟弟出世时，我就只得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睡。爷爷给我讲故事，猜谜语，是我的启蒙者。他是一个隐忍而好强的男人，说话不多，对朋友好过对家人，有一副好身板。他70多岁时，也就是去世前几年，还能举起一百多斤的重物。小时候，他曾出钱让我去学武功，但我天生不是这块料。他嗜酒，曾经在外面醉倒在水沟里。他几乎逢酒必醉，因为他从不推辞别人的酒，甚至自己有抢酒喝的嫌疑。他最后喝坏了胃，死在了胃上。他最希望看着我出人头地，但最终也没能看到，因为我至今没有出人头地，甚至连出人头地的想法都没有。我爷爷本人就是如此，他从未想过在现实中捞取什么私利，无私到自怨自艾，把脾气发泄在奶奶头上。他的最高头衔是村长，年轻的时候也做过民兵排长。但他一生都穷。他死的时候，只有外面几千块的欠款。我崇敬我的爷爷，超过对其他任何亲人；而且，我依稀感觉，我很像我的爷爷。

    另外要说我的妈妈。印象中，我从未写过跟母亲有关的诗。我妈妈是一个极其要强的女人，要强到甚至连我都对她产生误解，认为她不像一个慈祥的母亲。但她在我身上有很深刻的遗传，我认为我身上的自尊元素，全部源于她。我的爸爸则相对比较温和。

 

■     你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请谈谈一个80后的大学生活吧。

答：我高考是都昌县的状元，但在大学，我不再热爱读书。刚开始进大学，我曾有过强烈的心理反差，孤独，落寞，不适应那种生活。后来则是强烈的叛逆心理，甚至对社会有一种极度的厌恶感。这些形成了我大学生活的心理基础。

大一的时候，是我适应大学生活的过程。大二的时候，我参与了很多社团活动，做了系刊的主编，还做了一段时间校报的主编，后来加入了学校的太阳剧社，认识了很多好朋友，这些朋友给了我很多安慰，让我能顺利度过四年光阴。所以我要重点说说这个剧社。

太阳剧社是在一个名叫王立群的女老师的帮助下成立的，我和我的朋友们好像是第三届成员。理工大学的人文氛围极其缺乏，但是，在太阳剧社里，几乎所有朋友都是文学爱好者，马镝、谭伟、唐盛，我的三个死党，肚子里都很有料。我在太阳剧社，才有了“家”的感觉。我们排戏剧，而我经常是做剧务；我们出去演戏，比如参加大学生戏剧节，我只扮演过一次角色，是一个字母A；我们去中央戏剧学院看戏，因为我们的导演是中戏的老师，叫王晓凡。太阳剧社还有个特点，它集中了学校里最漂亮的美女。我们不可避免要谈谈恋爱，一次，我跟马镝、谭伟，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最后，这个女孩被别人“拐”跑，我们一无所获。我们经济上互相援助，一次，马镝突然说，他欠我钱，给了我二十块。后来我才得知，是他跟谭伟发现我这些天穷得买不起饭，才商量着找个名义支援我一下。我大学时代，在校园内最美好的时光，是这些朋友赐予我的。

说起谈恋爱，我还有过一次伤心的记忆。大二下学期，我喜欢上校店内一个女售货员，我自认为她很漂亮，后来竟然找到机会接触，并且恋起爱来。不过最终夭折，她回老家出了嫁，我继续做我的大学生。她是那种单纯善良的女孩，她身上拥有的气息，是我学校的那些女生们所未有的。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我曾经因为一个女生，跟一群男生打了一场架。我是一个人单挑，当时我认为自己肯定要被揍扁。但最终还是逃生。那个女孩长得像芭比娃娃。

大三的时候，也就是1999年，我接触了诗坛，开始跟浩波他们一起玩。后面的光阴，最美好的记忆是与“下半身”朋友相处的时光。那种快乐，于我而言，或许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越。我身处其中，乐不可支。在论坛上写诗、骂架，比学习不知充实多少倍。

大四时，我已经挂了几门课。但我运气实在好，碰到了一位拿我当朋友对待的老师，他叫顾百川，写诗，他的父亲是翻译家顾欣。他像朋友一样带着我游山玩水，在香山、大佛寺谈诗论艺，对对联，拼古诗。我很感激他。我曾一度不想参加考试，但顾老师对我说，只要我去考他的课，一定给我及格。我羞愧了，去参加了后面的考试。细想起来，倘若不是顾老师，我肯定毕不了业。他非常善良、平和，前几年在北京遇到他，他已信了佛。他内心藏有大悲伤，是一名理想主义者。

 

■     你所处地大学校园里写诗的人多吗？

答：不多。很多写诗的学生，最后都皈依现实。曾经有个高年级的学生对我说：李辉斐，你写诗肯定坚持不到大四。但是他的预言错了，我一直坚持到今天。

 

■     大学期间，你曾成立了一个诗社——“凡间”，能谈谈成立的情景吗？如果凡间是为了呼应当时诗坛上“民间”的潮流，那么最终的效果呢？

 

答：是，应该是我大三的时候成立了这个诗社。我在一门文学选修课上，站起来说：我想成立一个诗社，如果大家有兴趣，请跟我联系。然后，真有几个学生过来找我。我大概聚集了十来号人，出版了诗刊，是我用家教换来的钱打印、复印制作而成的，名字叫《凡间》。这个名字也被用来作为诗社名。我们还做了宣传牌，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女生跟我一起商量制作的：一个墓碑，后面伸出来一只骷髅手，上书“我要出来”。我的意思是，我们学校太无趣了，我们应该走出这种氛围的束缚。我们把这个宣传牌摆放到校训墙下，正对着主楼。随后宣传牌被弄走，我被训话。

    《凡间》确实是我为了呼应“民间”一派而弄出来的，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跟杨克交往，我对“民间”有一种骨子里的认可，从“凡间”这个名称也可以看出来。但最后，我跟“下半身”的朋友接触之后，我就抛弃了《凡间》，因为我对那种学生气的诗歌写作已经有了厌恶感——我自认为我当时的写作已升华到诗人创作。最终的效果我并不知道，可能还有些诗社的朋友在继续写诗，这对理工大学而言，已属不易。或许，我本人是这个诗社最大的成果，呵呵。

 

■     据说你长得又瘦又高，走路姿态非常优雅，那么你觉得自己帅吗，这种帅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或麻烦？

答：我岂能称得上帅？浩波、朵渔那才叫帅，任意好也叫帅。哈哈。

 

■     应该说，你是一个非常善于交际的人，像你这样的，应该很“花心”吧？依你的经验，觉得如何讨得女孩子的欢心？

答：你应该是看了诗人宋晓贤的文章，呵呵。因为晓贤本人不善于交际，他看见我常常呼朋喝友出去喝酒，误以为我很善于交际，其实，我对交际一窍不通。如果不是因为工作，我甚至不知道该跟朋友聊什么话题。我很内向，很木讷，但今天，似乎已看不出来。至于“花心”，如所有男人一般而已。我努力对抗着“花心”，不希望在感情上浪费太多精力。只要我的感情有皈依，我绝不“花心”。

我想，讨女孩欢心唯一的办法，应该就是真诚地爱她吧？哈，哈。

 

■     说说你的爱人（或女朋友）吧。比如如何认识，如何追求等等。

答：我现在的女朋友，几乎就是我的梦中人。我爱她，愿意为她做任何我能做到的改变。认识很偶然，像天意；追求时间很短，因为互相爱慕。

 

■     你是怎么处理跟爱人（或女朋友）之间的矛盾的？举例说明两者之间最激烈的一次争执。

答：我不善于处理这种矛盾，最好的办法是，避免矛盾的发生。互相多沟通，透明地沟通。最激烈的一次是，她已放弃了我，但我最后仍找回了她。

 

■     你在一篇随笔中曾经这样写道：“当年我做了一名父亲，而我依然未婚？”是这样吗？这句话是生活还是诗歌？

答：是这样。我是奉子成婚。

 

■     你有一首《父与女》：“看着小姑娘我没有觉得自己是一名父亲/我希望是她的一个朋友，一个/偶尔发发小脾气使使小性子的情人”，在生活中，你是如何与女儿之间保持这种“朋友”和“情人”的关系的？

答：我写过一首诗，叫《玩比什么都重要》。我会尽可能地带她玩，不让她觉得我是一名在控制她生活的父亲。

 

■     与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育儿经吧，给那些还没有当爸爸的80后施舍点经验。

答：最好的经验就是：少结婚，晚生子。

 

■     除了你爱人，你还有什么要好的异性朋友？有没有对其中某一个产生过一丝丝的恋情？

答：现在，没有其他了。我自认为已找到最好的。

 

■     通过写诗，你认识了一帮写诗、玩音乐、演话剧的朋友，在这其中，有没有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只选一个）

答：佛山的任意好。在广东，任意好亦兄亦友，我们有心灵的默契。

 

■     据说你酷爱《山海经》，为什么？这本书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妙用”？在你的诗歌中有没有体现？

答：《山海经》是一本杂志，里面有很多传说故事。它在我儿时，没有课外书读的时光里，扮演了开发我想象力的角色。我至今对“传说”情有独钟，与它不无关系。我的诗中，也常有“传说”的影子。

 

■     你有一首挽诗，《天堂公民——给死后的李勇华》，结合李勇华（请原谅，对于一个逝去的人，我不该直呼其名），能谈谈你关于死亡的记忆吗？

答：关于死亡的记忆，我最深刻的有四个人。一是我12岁时，我的18岁的大表姐车祸死亡。我为她写了很多悼诗，那几乎是我写诗的开始。在她之前，村里常有老人家过世，我都没有“人会死”的感觉；但表姐之死，让我开始对“死”有了恐惧感。

二是李勇华之死，他死于肝癌。他是我最好的儿时伙伴之一。他还那么年轻，婚都没结，就死了，我很震惊——他就像我自己啊。

三是我爷爷的去世。老人家故去，也可以看做喜丧，但他完全可以再多活几年。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何时得了胃病，甚至还没有兑现我儿时的承诺：带他老人家到大城市逛逛。

四是诗人吾同树自杀身亡。我跟吾同树交往虽不多，但他开朗、乐观、积极向上的姿态，给我印象很深。这样一种人怎么会选择自杀？

 

■     说说你现在的广州生活。

答：在广州，我有一份还可以的工作，有少量朋友，有我的女儿，有我的爱人。如此而已。最近对广州略有厌倦，这个城市似乎不是我的归宿。但其实到哪不是如此呢？我跟生活的城市实在没有太大关系。

 

■     除了写诗，你还有什么兴趣爱好？

答：发呆和看书，以前酗酒，现在好一些。偶尔听歌，唱K。小时候还喜欢钓鱼，但现在没机会钓。

 

■     你对宁夏诗歌以及宁夏诗人有什么看法？

答：我不是很了解……Sorry！

 

 

试题起草：2010年1月26日星期二   银川  晴转多云  0—9℃

交卷时间：2010年1月30日星期六   广州  阴晴，微风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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