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对一个民族来说，比不读书更可怕的是盲目读那些毫无人文营养乃至于有意误导的所谓“流行书”。

    我在大学教书十来年了，痛心地发现不少大学生将宝贵的时光浪费在此类流行书上。而在不少家庭的书柜前，我也惋惜地发现几乎没有几本真正有价值的书籍。流行书已经挤占了我们时代的青年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柜。只要回顾一下，近些年风靡一时的那些流行书，有几本是可以称得上智慧精华的？《中国可以说不》、《学习的革命》、《穷爸爸富爸爸》、《谁动了我的奶酪》、《中国不高兴》......这些书巨大发行量的背后，是传销式的商业鼓动、极端情绪的盲目鼓动、掩人耳目式的宣传炒作，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字：钱。没有人需要对读者负责，也没有人需要对最基本的阅读良知负责，更没有人需要对所谓的“社会效益”、“文化价值”负责。

    一个做出版的朋友对我说：做这一行的痛苦在于你得不断地和自己的良知做斗争。也就是说，你要学会迎合、鼓舞、煽动读者的购买欲望，而不必在意你所推出的书是否真有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做书人”和“读书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像是一种欺骗和愚弄。

    就我个人看来，以下几种书是我所坚决拒弃的，我也呼吁我的朋友和学生予以坚决抵制：

    第一，与电影、电视配合的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人的特性，一部电视剧或者电影走红，随即就有同名或者稍加改编的小说面市，并且基本上都能取得不错的销售业绩。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一般的规律是先有小说或者剧本，再有据此改编的电影或者电视剧，现在倒好，完全倒了过来。这所反映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经营者的全商业化思维和社会大众的盲目跟风。像张艺谋，甚至可以没有成型的底本而边拍边编，这样的商品再作为小说推出来，其艺术品质又哪里谈得上有所保障？真正的好作品，虽然不一定要曹雪芹式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但至少也应是反复打磨的呕心沥血之作。

    第二，励志、成功的书。我最厌恶的就是书店里播放那些喋喋不休的“成功学演说”。书店本应是幽雅、宁静的地方，但那些喧嚣不已的成功学著作和成功学碟片却将书店搞得像是菜市场。近年来不少报刊也大量刊发所谓励志的文章，一个个其实都是“主题先行”的招数，也就是说，他们将某些成功人士的经历、品性按他们自己的既有模式去图解。这些励志大师唯一值得佩服的是他们滔滔不尽的口才，不过这样的口才每个卖狗皮膏药和卖老鼠药的人都具备。成功学机构和成功学家们唯一的成功就在于他们能招徕到愿意掏钱的听众。除此之外，我想不起哪个成功学家还有别的什么方面的“成功”。骗子生在中国是最幸运的，因为人多，随你怎么逻辑混乱的说辞，总有人相信。不说远了，连“彩票专家”都大行其道。我不知道那些“彩票专家”何以自己不买彩票大发其财，反而为了区区几个演讲费而到处鼓弄三寸不烂之舌？

    第三，解读名著的书。最奇怪的是于丹的《论语心得》一年内可以卖到上百万，而《论语》却从来没能卖到它的十分之一，这真是一个国际大笑话。何以如此？原来是不学无术的官员和老板们为了看点皮毛用以炫耀自己颇有“国学”修养。在真正的行家看来，于丹、纪连海、王立群、阎崇年这些人绝不是真正的顶级高手，很多人不过是普通话还过得去的“说书人”而已，于丹更只是弄了一个《论语》的“励志版”而已，而且还是看图说话级别的。就技术角度而言，于丹的讲课或许有其过人之处，但就逻辑性而已，于丹其实是不一定能及格的。古往今来，解读《论语》的专家学者高手如云，恐怕到一万号也未必论得到于丹。所以，让那些看电视的人去看于丹的《论语心得》，至于读书，还是找点别的吧。当然，对于那些解读、别解、新解《红楼梦》、《史记》、《庄子》等的，都可以做如是观。

    第四，伪纪实书。这一类的书大多是回忆自己的伟人、名人、强人亲属，而且这些人物无一例外都是正大光明、高尚伟大、亲民爱国的。看了这些红色纪实，你立马就要推翻“人无完人”的传统说法。当然，也可能写到他们的某一“缺点”，但这一缺点肯定是为了衬托他们的可爱、平易、可亲。

    第五，有某种渠道背景的书。以我的经验，只要是通过商业渠道或者官方渠道推行下来的书，那就基本上不值一读。道理是不言而喻的，读书是一种自主选择，如果这种自主受到某种程度的侵犯，那就证明这书的用意大可怀疑。

    第六，畅销榜上作者为当代人的书。道理很简单，这样一个势利的、浮躁的时代，真正优秀的当代作家、学者、思想家不可能超级畅销。而像郭敬明这样的文抄公，却可能长期独占鳌头。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