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嘲笑“小说做法”的。

   不过那是大师才有的境界，更重要的是，那也是一个允许大师存在的时代。

   虽然在先生看来，那已经是一个使人“迫于呼吸”的时代。

   不幸的是，在今天，“小说做法”不仅可能，更是必要。

   迂阔如我，下笔难免信马由缰，想到哪写到哪，那就要背离“主旋律”要求了，出版上首先就成问题。还记得拙著《步步为局》辗转多家出版社的情景。敏感的出版界高人们众口一词说我的小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正面人物”，也就是说缺乏一群或者至少一个高大全的人物，光辉灿烂，伟大光明磊落，一举手一投足浩然正气，这样就“主旋律”起来了，出版也就不成问题了，一不小心还可以拍成影视剧获得某某奖哩。

   于是，给小说“增加亮色”就成了小说作者的第一课题。可惜的是，以我的人生阅历，还真没有发现可以“增加亮色”的官场原型。余生也晚，没有见到焦裕禄。西藏又太远了，没有机会去旅游也就无法顺便看看孔繁森。好不容易在湖南出了一个郑培民，但堂堂省委大院岂是一般小老百姓随便进出的啊。我所能见到的便只好是“官老爷”了，要么高高在上只供我等瞻仰，要么闷头闷脑像一只只“心事重重的老狗”。

    直到读了《绝对控制》、《省委书记》、《驻京办主任》这样主旋律的“官场小说”我才明白，原来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好领导好公仆到处都是的啊。谁说“官场无好人”，简直就是“官场无坏人”，即使暂时有几个，也很快要被焦裕禄、孔繁森给揪出来的，放心吧，领导的眼睛是雪亮雪亮的。总之一句话，不管反腐形式怎样复杂，怎样艰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预先决定了的，是大势所趋，是绝对真理，是主旋律交响曲。这，就是小说做法的第一要义。OK！

    小说做法的第二要义是“正面引导”，也就是说议论啊什么的要注意引导，让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深刻教育，并且幌然醒悟：哦，辛亏有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和政府啊！什么样的困难都是暂时的，什么样的腐败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什么样的“别有用心”都是枉然的。这样就皆大欢喜了，一片莺歌燕舞，“六亿神州尽舜尧”了。如果能够更巧妙一点，在浩然大师的基调上，糅合一点现实矛盾进去，既迎合了民众的宣泄要求，又不影响主旋律大计，你就是想不得国家大奖都不行了哦！

    我这人鲁钝，于第一条已经犯了大忌，于第二条又背道而驰，所以小说终于艰难出版时还遭遇了不少阉割。自己认为最精彩的一些段落统统被砍去。譬如我在小说中感叹道：

    汪大明悲哀地意识到，区区数年，自己也已经由一个信奉真理、坚持正义的热血青年堕落为善于揣摩官场语言、醉心升官发财之术的小小官僚了。耿达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官员最大的弊病在于毫无政治理想可言，若说有的话，也只是升官发财的理想。卫生局局长从来不会想到如何建立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只一心想着帮医院介绍各种器材、药品；体育局局长不会去农村看看成千上万的农民根本没有任何运动设施，只醉心搞“奥运工程”、“冠军计划”之类的“政绩”；民政局局长也不会提出任何帮贫扶困的长远或者短期计划，只想着增加福利彩票的发行；教育局局长甚至可以是一个对教育完全不感兴趣也完全不在行的人，看重的只是教师进城指标的掌握和各种教辅读物的发行……对这些官员而言，无论哪个岗位，都只是获取特权的所在，甚至完全没有必要区分做这个局的局长和做那个委的主任、做这个县的县长和做那个区的区长有什么工作性质上的区别。也正因此，一个人可以昨天做工商局局长，今天做税务局局长，明天做法院院长，后天又成了市委秘书长。

    这样不识时务的议论自然被悉数删去，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难道这些感叹不是生活中的事实吗？但小说做法有它自己的规律，丝毫违背不得。

    眼下，我在赶写《步步为局》的续集，进一步写官场的争斗，这就难免要犯难了，要不要按“小说做法”去做呢？老实说写着写着我自己都担心起来，如此真实刻画会不会再一次给出版商带来麻烦？忠实于自己、忠实于生活，说起来一句话，但最难的其实就是这一句话了。唯一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当所有的聪明人都去忠实于“小说做法”的时候，也还需要几个傻子继续做这种只忠实于自己和生活的事情吧？

    也正因此，我还是逼视官场----这个巨大的、难以状摹的奇怪的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