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缺席

                    ----由韩寒“文笔论”引出的思考

                                           文/魏剑美

    在我的印象中，韩寒是典型的那种“无知者无畏”的楞小子。客观地说，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也没有表现出文学思想和文学理念上的深邃之处，他唯一的特长就是较为智慧地逗乐与讽刺。但让人吃惊的是，与其他狂妄的所谓“80后”、“90”后比起来，韩寒的“无知”似乎并不妨碍其认识的基本准确。比如前一向对“抵制论”的看法，还有他最近对巴金、冰心等“大师”文笔问题的看法。

    韩寒和陈丹青都认为巴金茅盾的“文字很差”，冰心的文章“读不下去”。面对各种批评声音，韩寒说“但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巴金，老舍，冰心，茅盾这四个人中，别的什么都不说，就说文采，除了老舍不错以外，其他三个人的文采从最差到较差的排名是——冰心，巴金，茅盾。”

    对于这个排名，除了茅盾之外，我个人是基本上认可的。冰心和巴金作为文坛的两个百岁老人，一度被附加了太多的光环，以至于只看报纸不看原著的人都要拿他们当作“文学国宝”。这事实上既违背了文学史的事实，也违背了他们自己的意愿。

    当然，要求韩寒这样的只有观点没有论据的人去通读“古董作家”们的作品，然后再去做“客观、全面”的评价，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鉴于社会各界对“大师级”们的溢美之词从没断绝，现在来听一听韩寒式的直觉判断其实也是另一个方向上对“大师”的一种求证。

    对三位“大师”的文学成就，我个人的看法如下：

    一、冰心作品只是语言上的小摆设。

    冰心的文学实践包括创作与翻译两部分。坦率地说其创作确实乏善可陈，尤其是她赖以成名的“问题小说”。在文学思想上，冰心“三爱”（对自然的爱、对儿童的爱、对母亲的爱）的“爱的哲学”固然浅显，其小说语言尤其幼稚。例如她的成名作《超人》，跑街的孩子禄儿给“冷心肠”的何彬写信称：“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也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这个相信尼采哲学“爱和怜惜都是恶”的冷血青年居然被感动得“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并且回信说“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读到这里，要想不肉麻都不可能。也怪不得即使是对冰心本人印象不错的陈丹青也要说确实“读不下去”。

    冰心的散文也基本上是这种腔调，中小学教材中选取的《再寄小读者》、《小桔灯》就丝毫看不出其文采与情思。至于被抬举得很高的《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精致的地方。和朱自清、梁实秋、周作人的散文比起来，无论文采还是况味都要相去甚远。

    冰心或可值得一读的是她的小诗。“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虽然没有几首可以称之为经典的，但好歹还读得下去，间或还可会心一笑。

    不过冰心翻译的泰戈尔的诗作很不错，这是必须要承认的。

   二、巴金：永远的文学青年

    巴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自己不是作家。这与其说是他的谦虚美德，不如说是他的自知之明。即便连对他极为尊敬的摩罗都不客气地说“他与文学还隔着一层什么”。

    巴金的成名作《家》、《春》、《秋》是文学考试中最喜欢用来命题的，但人物语言确实不堪卒读。例如觉慧说：“我是青年，我不是畸形，我不是愚人，我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我不怕，我有信仰。”爱情表白更是可笑：“你就像那天上的月亮一样皎洁。”人物对话基本上都是这种文学青年的语言。

    不过巴金的可贵之处是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也许浅近，但不虚伪。这也是他文学之外还赢得人们尊敬的原因，摩罗更是称20世纪只有一个半作家具有可贵的耻辱感。一个是鲁迅，半个是巴金。

    也许，巴金更适合写散文。他晚年的《怀念箫珊》，无疑是可以代表一个优秀作家的文学水准的。因为对于真诚的巴金来说，小说这种文体需要虚构技巧的文体很不适合他文学青年式的宣泄。

    鲁迅曾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除了激励的意思之外，可能更看重的也正是巴金的真与善吧。但一个“文学大师”仅有真与善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是语言上的娴熟与美。

   三、茅盾：败在“主题先行”

    就文学天赋和艺术才华来说，茅盾是当得上作家甚至大作家名号的，他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刻画有其独到的地方。“农村三部曲”奉献了“老通宝”这样的鲜活形象。而且在30年代的上海，他已经被公认为与鲁迅并肩的“文坛巨擘”。因此韩寒这样的“无知小子”对其文学地位的政治想象是有失偏颇的。

    不过茅盾的问题确实出在他过于“自觉”，他试图用“先进的”某种阶级分析方法去构思故事框架和人物性格走向。导致《子夜》这样的作品一再修改，终于完全吻合了政治教本的需要。到后来，即使写散文也要延续这个思路。其《白杨礼赞》事实上成了杨朔概念化散文的先声。

    事实上不仅是冰心和巴金，现当代的很多作家都无法用文学自身的要求来衡量。从文笔的角度来看，像郭沫若的诗歌语言就近乎疯狂，戏剧语言矫揉造作；林语堂的散文絮絮叨叨而又夹杂不清；被人称颂的丰子恺小品也是平庸居多精彩有限；刘心武、阎连科、关仁山的文笔又哪里称得上好？而且大大小小的各级作协主席、副主席又有多少能写出一两句有文学韵味的文字来？

    按理说，语言是文学最基本的要素，但现在的“作家”最被看重的只是使用价值。像那个齐鲁大地的副主席“王幸福”，单就文采来说，那词填得就丢人。“余含泪”的文笔原本不错的，但其急于发挥“主流作用”，也难免要语无伦次。

    没有大师的时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寻找大师的方向，以及产生大师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