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癌症生存者是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也许不会下于美国的1300万人。这是个亟待解决的浩大工程，让癌症生存者健康生活，需要大家的共同关注。

       5年前王先生患肺癌，经治疗后检查无任何肿瘤复发迹象。按理说王先生应该感到不幸中万幸，可是5年来王先生成天担惊受怕的过日子，怕复发，怕失去朋友，怕失去家庭，怕失去一切。命运似乎真的喜欢捉弄人，肿瘤治疗结束时，刚满40岁的他，工作单位劝其提前退休，妻子与他离婚，朋友也因为他的怨气和脾气而疏远。 

       恰恰相反，李女士12年前患卵巢癌，经过几年治疗后，各方面情况都不错，完全康复。但不幸的是8年前卵巢癌复发。治疗期间，李女士十分积极乐观，效果也很好。她是独身，而且早已退休，陪同就医的都是她患病后结交的新朋友。近年来，李女士参加肿瘤康复组织，她说在帮助癌症患者的社会活动中，她真正感受到了癌症生存者的快乐。

 这两位癌症患者的故事，折射出了癌症生存者（癌症生存者是在艰难抗癌治疗后的幸存者，因此又被称为癌症幸存者）的生存状态，也反映了癌症生存者的社会问题。

 抗癌治疗达到肿瘤完全控制后，癌症患者成为癌症生存者。康复后的癌症生存者，完全可能恢复正常的工作。但是，由于癌症的复发风险，以及人们对癌症患者的偏见、过度同情和过度“关照”，癌症生存者常提前退休或下岗，无法回到社会大家庭，成为了弱势群体。因此，对于癌症生存者的管理，既是医疗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当一个人得知自己被确诊为癌症时，其打击是无法估量的。癌症生存者是幸运的，他们挺过了癌症的打击。然而，癌症康复后的心身康复对他们来说是另一种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癌症生存者管理不是简单的管好嘴、迈开腿，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倡“安顿好心”，即养心、养性。治癌先治心，依然是中国癌症生存者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早期借助治疗性教育，纠正其错误的认知，以消除误解，淡化恐惧为主；中期则辅助其获得情感支持，如参与群体抗癌；对于度过治疗期的癌症生存者，我们提倡转向快乐康复为主。

 当然，癌症生存者并非完全等同于普通健康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医务人员，想方设法根治癌症，延长寿命。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主席Horning教授既是肿瘤治疗专家，也是乳腺癌生存者。10年前，Horning教授与一位医学生一起在门诊长时间工作后，返回病房找到自己的病历牌，并开始静脉滴注化疗药。那位医学生进病房见状后十分震惊，完全无法相信Horming是一位病人。因为从Horning教授的工作时间和精力，都丝毫看不出她是一位病人，其实，那时Horning教授因化疗脱发而戴着假发。像Horning教授那样，量力而行地恢复正常家庭生活和社会工作，是癌症生存者积极主动使心身康复的最有效方法。

 医学的最终目标不仅要治愈癌症，而且要帮助癌症生存者尽可能地活得更长更好。因此，建构“中国化”癌症生存者管理新模式，势在必行、势在能行、势在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