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安徽潜山市天柱山脚下的山谷流泉摩崖石刻多次，行如流水，过往匆匆，流泉淙淙，泠泠北出而南去，不说看门道，清幽之中竟然连一番热闹都没看到。

再去，看看可有名堂。

先看落款为苏轼的一首摩崖诗：

先生仙去几经年，

流水青山不改迁。

拂拭悬崖观古字，

尘心病眼两醒然。

摩崖诗赫然刻有“东坡”落款，款为“穷款”，因为是“穷款”，所以无更多信息，何年何月，何人书丹，命工勒石等皆无从考证。奇怪就奇怪在穷款周围空白处尚多，足以用来镌刻长款，明知可为而不为，落款就显得随意而草率，也增添了托名之嫌，所谓言多必失？

关于这款摩崖的作者有两说。

一说是北宋元佑八年(1093年)苏轼调任舒州团练副使，其间结伴到山谷寺、石牛洞游览，看到荆公名篇之后，深有感触，写下该诗，刻于谷底。 

一说该诗系南宋魏国公留正所题，假托苏轼之名，感慨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人生过往。

这两说牵扯到一个话题：苏东坡是否到过山谷流泉石牛古洞？这是文学史届至今莫衷一是的争辩，此作别论，此文所涉着重于该诗和另一首诗的关联。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次荆公韵四绝》）

此诗作于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秋，此时苏轼被贬黄州已逾五年，距王安石病逝不足两整年。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作者遭“乌台诗案”冤狱后贬黄州，又于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三月，迁河南汝州团练副史。迁职途中，7月28日金陵舟中小儿苏遁不幸夭折，于是请求缓至任上，往常州居住，其间与王安石相见于金陵蒋山，写下此诗。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王安石在新法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再次罢相退居“半山园”后，得了一场病（想必应该是病得不轻）。苏轼原本想赶在生病前看望先生，其时尚在密州任上，未得机缘。之前的交往中王安石曾劝苏轼也向朝廷报告，求批金陵三亩宅基地，彼此结邻，但终未果。至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八月二人在金陵见面时间泛泛已近十年，其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十年生死两茫茫”，诗中流露未能与公为邻、一同归隐的遗憾。

有了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秋《次荆公韵四绝》的这首诗，再看山谷流泉摩崖石刻这首无论是不是苏轼的诗都无关紧要了。

从摩崖诗中隐含的信息看，它成于王安石去世之后的“几经年”。“青山依旧在，夕阳几度红”，作者“拂拭悬崖观古字”，见字如面，“从公已觉十年迟”到“尘心病眼两醒然”，看不出两首诗非出自一人之手。退而言之，它即便是别人假托苏轼之名的话，假托者满怀苏轼之心也。造假以乱真，岂在真假乎？

苏轼曾在多首诗里及与友人书信中都表达了卜居龙舒的愿望，若果与石牛古洞擦肩而过未能如愿的话，世人都觉得那是的一件憾事，因此，有后人哀婉王安石和苏轼的人生经历，假托苏轼之名，感怀其事，刻石补漏，也算是一件聊胜于无的事情。

王安石长苏轼16岁，其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推行新政之时苏轼才刚刚步入仕途，在杭州任上。这两位同为唐宋八大家的文坛高手却在政见上水火不容，苏轼不仅百般阻止新证的实行，甚至还不惜运用文字的手段对王安石的新法极尽讽刺和挖苦之能事。这些在《东坡志林》第五卷里就有表现。谁曾想，相恨之外，二人又有着别样的情谊，甚至于旧党当权对王安石新政一概否定之时，苏轼还给予过同情和支持，这种五味杂陈的情感在上面两首诗中有所的流露。

再说见字如面，山谷流泉摩崖石刻的那首诗是因为“拂拭悬崖观古字”而起，摩崖诗的作者看到了王安石什么样的古字？

王安石留在石牛古洞的摩崖有两处。

其一：

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九月十六日，调任舒州通判的王安石题刻记其事:“皇祐三年九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过寺宿，与道人文铣、弟安国拥火游，见李翱习之书，坐听泉久之，明日复游刻习之书后，临川王安石。”

李翱(772～841)，字习之，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曾任庐州刺史。唐时庐州和王安石任通判时的舒州辖区有重合之域，先来后到，见字如面，隔空对话，算得上前后先晚，故题记有步其后尘之意，所以“刻习之书后”，这是王安石的一次“拂拭悬崖观古字”了。此游王安石有诗云:“水冷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穷而不得的事情，王安石在宋仁宗至和元年即公元1054年，从舒州（今安徽潜山县）通判任上辞职，回家探亲途中游览褒禅山时也有过一次：“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其二：

“水无心而宛转，山有色而环围，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荆公”

这首摩崖诗的落款为“荆公”，也是穷款，这穷款与东坡穷款不同，旁岩裂纹，石无空隙，不得不穷。荆公一款表明其赋诗勒石已不是当年舒州通判任上所为，乃重游故地使然，时间当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王安石由“舒国公”改封“荆国公”之后。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复相后新政得不到更多支持，变法派内部分裂，新法很难继续推行。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托病请求离职，十月，辞去宰相，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封舒国公在前，改封荆国公在后，皇命难为，故摩崖石刻落款为“荆公”，如若不然，故地重游，以他出任舒州通判和酷爱山谷流泉的情感而论，也许会落款“舒国公”的。

从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之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病逝之前，其间，王安石在石牛古洞二次题记赋诗，前后逾越30年，其境故然，其心不然，题诗细微变化处在毫厘之中，却判如两样，多少旧事如流水，非曾经历之人，莫能言怀。那首落款为苏轼的诗中“拂拭悬崖观古字”，观的应该就是王安石前后两次的题记和赋诗。

“尘心病眼两醒然”，尘心何心？病眼何眼？白乐天《留别吴七正字》诗中云：“唯是尘心殊道性，秋蓬常转水长闲。”曾经的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苏轼也深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样通透于人生的人，曾几何时也有心眼蒙尘的时候，以至于弄得人生颠沛流离，不是说过“大江东去浪淘尽”吗，何苦这般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