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住养老院的党员中和我有电话联系的是6号楼的张叔和3号楼的周阿姨。

张叔86岁，身体倍棒，行动自由，自我管理，除一日三餐按时在院内就餐外多数时间在院内外自由活动，1009房间只是他看报和就寝的场所。2021年他刚入住不久便来到我的办公室，立在门口，不拘言笑的问：“哪位是负责党务工作的？”，我连忙立起去应答他，他问：“我的组织关系转来没？”，我告诉他：“没呢！”，他嘀咕着走了。过些时日他又重来，这时他已经知道并且可以直呼我的职务了，当他得知他的组织关系还没转到时，一边退出我的办公室，一边声调有些提高地说：“我得问问他们，怎么做事这么没有效率！”。这时我似乎懂得这件事情在他心中的分量，就放下手头的活专门跑了一趟上级党组织，其实他的关系已经先期转到了支部所隶属的上级组织，这事耽搁了一时，关系已经到了，只是还没来得及划分并通知支部知晓。我急忙将这一消息告诉张叔，他很高兴，并且表示要将党费尽快缴过来。从此以后，我们的交往多半都是通话的方式，次数并不少，通话的内容多半也是和党务有关的话题。记得有一次，我在巢湖培训班学习，接了他的电话以后，为防止遗忘还特别做了记录，内容是关于和他住在同一栋楼的404房间一位姓赵的老党员要转组织关系的问题。有时他在电话里也询问支部什么时候有党建活动，有什么样的活动，老年党员能不能参加等等一些问题。2022年11月25日我们有过一次奇怪的通话，是他打过来的，接通电话以后并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再三呼喊，对方还是没有答应，我只好挂了电话，于无奈中猜想：老人家一定是无意中碰着我的电话了。

90岁高龄的周阿姨精神状态良好，但腿脚不便，长期蜗居在3号楼921房间。我是第一次去她入住的房间采集党员信息时见到她的，见我来，又听陪同我一起到来的楼长说我是代表支部来看她的，便异常高兴，还兴奋的告诉我，她年轻时候在组织的教育培养下如何进步的大致过程。从那以后她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催促我去收她的党费，我告诉她到时候一定去；一次是请求我帮忙，说她房间的电视无法收看。其时恰逢疫情封闭管理期间，我们行政和财务人员搬在院外办公（这样做是以免养老机构同外界失去联系而影响机构运转），不能登门拜访，我便在电话里承诺马上联系人来修。通完话我便在想这样的电话她本可以打给她所入住楼层的楼长呀，之所以打到我这里来，可能还是多年的习惯：有问题找组织。我立即将她的诉求告诉了留在院内的高层管理者，以期网开一面，求得一个好的办事效率，谁知，那一次遇到的是共性问题，网线整改，线路必须有几个小时的间断期。我将情况反馈给周阿姨时，她恍然大悟、满口言谢地应诺着，我想那一刻她着急的心情定然得到了释放。

入住2号楼401房间的老党员唐叔叔卧床多年，语言也有障碍，我去看望他时，就无法交流，只好由他的夫人代为传递。阿姨知道我的来意以后，弯下腰来，凑到他的耳边大声说：“老唐啊，支部的同志来看你啦！”。阿姨说的应该是吴语，档案里记录着他们来自浙江舟山，吴语声调虽然高但却不乏柔情，唐叔叔回复的意思我也不得而知，靠阿姨单口相声一般两边传递，平时他向组织上要表达的意思也多由阿姨代为跑腿。建党一百年之际，院内近60名老党员佩戴“光荣在党五十年”勋章集会，阿姨特别跑来找我说：“老唐让我来找你问问：他为什么没有那块勋章”，我告诉她：“唐叔叔是1974年11月入党的，时间上还差那么一点点”。听完我的话，她并没有“纠缠”，默默离开了，看着她有些失望的背影，就觉得做任何一种好事情都不免会给一些人留下遗憾。唐叔叔到2024年就可以成为光荣在党五十年的老党员了 ，只是那时他已经是96岁高龄了，真的希望他能如愿以偿啊。2022年8月，我准备向上级组织申请部分高龄困难党员减免党费一事，唐叔叔在所列名单之中。8月15日，他的夫人居然在再三询问之后找到我新的办公地点，替唐叔叔交上了上半年的党费，又因为行走不易，她还执意预留了下半年的党费，一切照办之后，我送她出门，目送她蹒跚而去……

2022年11月，新冠疫情进入精准防控阶段，社会上通俗称之为“放开”，养老机构的行政和财务部门再一次离开本部外出办公，很快我们接二连三阳过，算是逃过那一劫。仍然封控管理的养老机构却面临着空前的压力，不久，人手告急，行政和财务人员除极个别特殊情况外都回本部抗疫，风雨已来，压城城催……

春节过后，我回到了像疾风过岗之后养老院，极尽全力的寻找着那些熟悉的面孔，有惊奇和遗憾。新的一切都开始了，我负责清点入住党员健康状况，上报党员死亡名单时，张叔叔和唐叔叔都在其中，张叔叔去世的时间是2023年1月2日，距我们最后一次无应答通话相隔38天。唐叔叔则走在2022年12月26日，阿姨替他预留的党费结余了5天，毕其一生而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