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5月，我应聘一家养老院的党务管理岗位而被录用，因为外孙的幼儿园封闭，要到7月才开园，我承诺7月上班。

7月3日，我如约上岗。

一进养老院，就见到一位身材高瘦，略微弓背的男性老人在院内的广场散步。迎面走来时，我和他的眼神就对视起来，他的眼神稍显迷惘，但清癯的面庞上笑容可掬。见他点头，我急忙拱手回礼。见到这么和蔼可亲、似曾相识的老人顿时让我想起自己的父亲，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袭上心头，要不是疫情的缘故我肯定会拉一拉他的手，问寒问暖。就要彼此错过的时候，他突然立住，双手作揖，非常谦和地问：“请问合肥长江东路戴安桥巷怎么走？”。他的提问让我心生欢喜，这些年我来到合肥从查地图开始到开车兜圈，以期尽快熟悉合肥的地理位置，这其中最喜欢别人问路，一则我在耐心的解答和指引中巩固了自己对于方位的认知度，二则我可以用自己的指点去帮助别人。真的，这些年，退出工作岗位，失落的心里不止一次的在回答别人问路的时候收获过喜悦，于是就有些迫不及待地一边比划一边告诉他：“出门向右，沿着新海大道向西走，然后……”。“谢谢！谢谢！”还没等我说下去，他就了然清楚或者是不屑再听下去一般向我告别了。是我解答不如他的意愿还是别的？我愣在原地，见他并没有出门向右，而是继续摇摇晃晃地在院子里去走他循环往复的路，他也许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去那个叫做“戴安桥巷”的地方，我只能这样给自己立了一个台阶。

第二天，我们又不期而遇时，我便主动去迎他，还没来得及寒暄，他便开口：“请问合肥长江东路戴安桥巷怎么走？”。我有些愕然，这让我怀疑他是不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回到办公室和同事们一说，果真如是，之后他们就笑我痴颠——少见多怪。

日子久了，我便接二连三的遇到过这类问题，很多貌似正常的老人，心里总会揣着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诉求来找你，求你帮忙。

在院子里的露天圆桌旁，我曾经遇着一位满头银丝的妈妈，中等身材，穿着清秀，我们隔着圆桌对坐时，她操着软糯的成都口音让我误以为是吴语，一问，她才告诉我她说的是成都话，成都离我太远，我不熟悉那里的方言，但只觉得好听。那位妈妈和我说话的时候露出满口皎洁的牙齿，不但增添了成都话的磁性，还让我脑海里很快浮出毕淑敏和她的《岁月不老》。我读毕淑敏的第一部作品是《红处方》，它刊载在南方的一家出版物上，这让我意识流一般扯到城都。妈妈有些健谈，她告诉我她是年轻时随自己的先生来安徽落户的，先生年轻时在成都当兵，遇着姻缘，她便追随着先生来到合肥，前些年先生走了，她只身来到养老院。说到这里，我却有些可怜她的孤寂，我极力猜想着面前这样妈妈年轻时姣好的身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她和先生之间有过怎样动人的故事，那位充满魅力、揽她入怀的先生又怎忍心先她而去？也许是我多愁善感了，因为她说这些过往的时候微笑着异常平静，这让我佩服她是一个懂得莫道桑榆晚的人。然而，第二次见面时她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看见我就煞有介事的说：“领导，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可以，您请说”。我爽快的答应了她，谁知她却给我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我家的儿媳妇总是找我的儿子要钱，儿子的钱全都给了儿媳妇，请你帮我要回来！”。第三次见面时，她在医养一体一号楼的六楼西边病区医养，我在六楼东边的办公区办公，中间隔着过道和楼道。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养老院实行封闭管理，我们都被限制在有限自由的空间里，下班时，她隔着走道的铁栅栏远远看见我，然后就歇斯底里喊：“你放我回去，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拿钱！”

养老院早饭过后，很多老人都会来到院子里露天桌椅聊天打牌。三号楼西头一排藤椅上总会坐着一个80出头的老者，旁若无人，用自言自语的方式和人打电话，语调平和，充满着嘱托和关爱。我第一次注视他的行为时并不知道这些，他颤巍巍从三号楼西边的通道来到藤椅的旁边，转身将自己的身体和藤椅对齐以后便双手扶着藤椅的扶手慢慢落座，稍作休息便喃喃自语：“对，今天是星期天，你来看我，好的，好的，我住在三号楼，哦，不行，你进不来，这里现在实行封闭管理，到时候你到总台楼堂外面我们隔着玻璃门见，那个玻璃门是有缝隙的，我把家里的钥匙从门缝里递给你，你回去把家里的卫生搞好，搞好以后我就回去，记得家在三楼吧，对，外面是防盗门，防盗门开开以后是木门……”

……

在养老院，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脑子里就产生一个疑问：老人们一些行为是不是因为心理上的某种原因而产生了一种偏执，如果偏执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病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