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古城西郊西电公司子校完成的学业，但由于我们家没有人在厂矿企业工作，加之我和那些同学早就失去了联系，也没有和工人姐妹谈过情说过爱，所以我基本没有“工厂情结”，可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工人阶级的深厚感情。
我少年时代差点就在工厂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当时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同学在他爹当头的单位库房里发现了很多巨大的铜螺帽。铜自古以来就是流通货币的原材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铜板还能买两份报纸（有《卖报歌》为证）。这位同学给我说那些铜螺帽一个最少有两斤，并且还“拿”了一个样品给我看。
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那么一个铜疙瘩大约能卖两块钱，要是能“拿”十个出来，就是二十块钱。在八十年代初那可是一笔巨款！遗憾的是后来阴差阳错，我和这笔“财富”擦肩而过。
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工业学大庆”是必学也是必考的一句口号，它还有下半句：“农业学大寨”。估计现在很多90后的孩子都不明白这两句话的含义，特别是西安的小孩，他们只清楚陕西小寨有个赛格大厦，而不知道山西大寨有个永贵大叔。
自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国企工人始终是令无数人羡慕向往的职业和身份，那个年代能当上工人就相当于端上了铁饭碗，那时候通过招工进入工厂上班比如今考大学还要难。
那会儿工厂里的工人是可以接班的，也就是说你爹你妈要是退休或者不干了，作为子女是可以进厂端着老爹老妈的铁饭碗继续吃饭的。记得一位和我关系很好的刘姓同学，初三开学没来报到，后来他给我说他进厂接他爸的班了，成为了工人阶级一份子。
在我们还花家里钱读书瞎闹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挣钱养家了。
这就是国企工人的魅力所在，只要工厂在，只要你家有人在厂子里上班，那个烙着你家族姓的铁饭碗就可以旱涝保收的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而靠天吃饭的农民则不行，虽然当年的贫下中农也是衣钵相传，但他们传承的是钉耙和锄头，你家的地不种你就没饭吃，你不和你爹一起扛着锄头下地，可能你全家都要喝西北风。当兵也一样，你爹退役了，他绝不能把手里的钢枪私自交给你。而在当时的社会，只有国企厂矿工人允许“世袭”。
那个年代吃商品粮没有工作的城里人还有一个专属身份---待业青年，顾名思义等待就业的青年。那时谁家的待业青年要是能进入国企上班，哪怕是去扫地看澡堂子呢，绝对是社会关系和家长能力的综合实力体现！左邻右舍都会对这家人刮目相看。
以前的国企就是一个小社会，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从集体宿舍、家属楼、理发店、电影院到医院一应俱全。在这种单位几乎每个人都无隐私可言，家长是同事，孩子是同学，然后孩子们接班又会和同学的家长或者同学成为同事，几代人经过几十年的水乳交融，大家相互都知道对方祖孙三代的各种能摆到桌面上和摆不到桌面上的信息。
那时厕所都是公用的，大家光着腚蹲在那里聊天，单位的大澡堂子让所有人都坦诚相见，谁的裤衩什么颜色都能说的一清二楚。每个人在那个特定的小社会似乎都穿着皇帝的新衣。
每个工厂都有自己的“厂花”，在那个只有“友谊”牌雪花膏的年代，仅凭素颜就能被评为“厂花”的姑娘，那是真的美。在“厂花”身边一定少不了的是一群戴蛤蟆镜、穿喇叭裤、大献各种殷勤的青年男工。
那时我还小，对“厂花”还没有概念，我当时关注的是我们的“班花”。
工厂里有工会，咱们工会最大的职能就是发现厂里的文艺骨干，然后组织这帮人画红脸蛋、描黑眉毛、抹红嘴唇到处唱歌跳舞。每逢重大活动或节假日，这些人还能脱产演出，还能拿额外的补助。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同学他爸会拉二胡，平时经常见他狂揍我同学，却从没听过他拉过挂在墙上的二胡。有一年春节他们工厂耍社火，他爸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吹哨子。那天他爸穿着一条左右两边带两道白边的蓝色运动裤，谢顶的脑袋在冬天的早晨冒着热气，最吸引大家眼球的是他爸鼓鼓囊囊的裆部。随着口哨声，那一嘟噜宝贝在里面有节奏的晃着。当时我们就议论：他爸的蛋可真大啊！
我小时候吃过部队的食堂，上学吃过学校的食堂，上班吃过单位的食堂，就是没有吃过工厂的食堂。说实话，我都不清楚工厂有没有食堂。只记得同桌刚上班那会儿，是用“葵花”牌特大号铝饭盒自己带饭。他每天下班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来找我喝酒。我每天则负责把工人兄弟灌得晕晕的找不到北。
我对工厂所有的印象和记忆也就是这些，看着成都“东郊记忆”斑驳的厂房和陈旧的机床，突然想起我还会唱《咱们工人有力量》那首铿锵有力的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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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3 00: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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