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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对“总统”不礼貌

(2008-04-21 13: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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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公共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内地读者了解张大春,大多是通过2004年版的《小说稗类》。实际上张大春在台湾是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家,他的作品从《鸡翎图》、《四喜忧国》、《公寓导游》,到结合新闻题材的《大说谎家》、《没人写信给上校》、《撒谎的信徒》等,都受到读者青睐,单是一本《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就销了二十几万册。

最近,他的代表作《聆听父亲》在内地出版,朱天文说,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他的弱点。

前些日子陈可辛的《投名状》在各地大热,二十多年前,张大春也写过小说《刺马》,在报纸上连载。这是一部越写越长的小说,写到38万字的时候,已经连载3年了。老板受不了了,说,哪有一个连载写那么长的?停掉算了。张大春说,腰斩可不行。这样吧,马屁股给你,马腰我就不写了。因此,《刺马》是张大春未完成,也不知道怎么完成的作品。

最近八九年,张大春在写作之外,另有一份正职: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台北电台做广播节目。前一个小时讲社会、文化、艺术、前沿科学,接着又讲自己早上写的两三千字的文章。张大春在说书过程中,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忠、孝、节、义的精神与现代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和观念,不仅吸引了七八十岁的老一辈听众,更将二三十岁的后辈也培养成铁杆听众。

“我的报酬是全电台最高的。即使我太太不工作,电台的收入也可以让我们全家过得很好。”

把主人公搞死,免得再写续集

他的写小说的才华显露得很早。“我大学二年级得了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小说奖——时报文学奖,还得了一个幼狮文艺奖。得了几个奖以后就感觉入行了。”

大学毕业后,他去了《中国时报》。大部分时间是做编辑,写稿子,“台湾那个时候戒严,没有那么多的记者的位子。”

读研究所,当兵,耗去了接下来的6年。

28岁复员。“自己开始写作,什么也不管了。在乡下买了一所房子,我自己一个人住,混了两三年,接着就被邀请到台北来做晚报,中国时报办的晚报,因为解严了,可以增加报纸了。”

他做副刊主任,“不到一年,我就不干了,因为要给人打分,你是甲等,你是乙等,这个很讨厌。我就辞职。报社不希望我走,就给了我一个很奇怪的名分,叫撰述委员,吃粮不当差。”

他是台湾的顽童作家,对各类文学实验不遗余力,每次都要找出新的玩法,从不考虑会不会失去老读者。

他做副刊,顺带发明了一种新闻小说的文体。“早上六七点起床,冲到报社看30份报纸,挑选当天最新最热的新闻,进行改造。”不到11点,又出来更新的更凶的新闻,他就改,写成小说连载——“大说谎家”。“看起来是虚构的,像卡通片一样,可是又很逼真,当天发生的现实,可以引发大的讨论,当时没有网络,就显得十分独特、好玩,读者看得特别高兴。”

   《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畅销了以后,编辑就来跟他说,你出下集吧。他不干。编辑就说,“好,那我就找吴淡如写一个大头妹。”

“你不要糟蹋我。”他瞧不上吴淡如。逼急了,于是写了《我妹妹》。“也卖得很好,16万本。”

过了两年编辑又来找,张大春说:“再这样写下去,我就成了类型作家了。”但还是拗不过。这次,他写了12天。

“实际工作日是9天。在最后收尾的地方,我把主人公搞死了,不玩了,这样总可以了吧?就没有续集了。我就是不耐烦做已经做过的事。”

现在,他迷上了旧体诗,每天花在阅读、整理、分析、解释和创作旧诗上的时间,远远超过写小说的时间。“年纪越大,关心的东西就越偏。我最要好的朋友,我所有的书都是他请着我出版的,他说你写什么我都出。可是后来这几年我写的书,他一看就说,绝对不能出。”

潘越云的《一片海洋》

是他写的歌词

张大春还写歌词,和李寿全合作过《超级市民》。那是80年代,台湾文艺最有活力的黄金年代。“台北有那么几个地方,小酒廊,咖啡店,书店,只要去了都会有朋友。一有朋友就有活要做。都是从事文字、音乐、戏剧工作的:罗大佑,杨德昌,侯孝贤,蔡琴,张艾嘉,还有李寿全,统统是在那里出名的。”

歪打误撞,他写红了一首歌,潘越云的《一片海洋》。

“李宗盛约我给他写首歌。”他们常去台北的一家咖啡馆碰头,碰不到就留言。李宗盛约的歌词,张大春忘了。过了一个礼拜,李宗盛催他,他就当场在咖啡馆里写。写到一半,李宗盛有事先走了。

“我就把那两段歌词贴在布告栏上,我还特地跟他讲,没写完。大概一年以后,我在朋友家,朋友忽然说,你是不是写了一首歌叫《一片海洋》。我说不可能,我没写这个。结果放出来一听,哎,前面两段是我写的。后面就没有了,就‘一片海洋,一片海洋……’那是我生平写歌词的耻辱,根本没写完,好像在台湾卖得还挺好的。”

去年,京剧发烧友张大春,还和吴兴国合作了一个现代京剧《水浒108》,他担任编剧,只用了4天。

“这个戏是融合曲艺、说书、摇滚乐的现代京剧,当然唱还是传统的唱,有一小部分昆曲。找了周华健做配乐,做音效,做主题曲。又找了台湾一个年轻的说书人林文彬,把他原来的段子融进剧中。”

我不想当烈士

人物周刊:读完《小说稗类》,觉得你是很博学的人,对传统文化了解十分深入。

张大春:我不算博学。但是台湾像我这样每天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读书的不多。

读不读书不只是一个个人修为的问题。现在的社会形态,使得我们这些哪怕是文字本行的人,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接触典籍。如果不能用很长时间去从事资料的收集、整理、思考和反省的工作,是不容易出现具有广泛知识背景的作品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小说提供的是“另类知识”,这种知识“多有冒犯之处”,“在冒犯了正确知识、正统知识、主流知识、真实知识的同时以及之后,小说还可能冒犯道德、人伦、风俗、正义、政治、法律……”,这种冒犯,有没有给你带来过麻烦?

张大春:哪儿都一样,只是方式有所不同。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官员把人关起来,大陆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肯定有很多中国以外的国家碰到这种事情,会把你关起来,会把你干掉,都有可能的。

在台湾,你说有没有压力?至少我个人,在任何一个社会恐怕都不是主流。但坦白地讲,我不想当烈士。因为不想表演成一个烈士的样子,所以我没有特别的体会。我有些朋友,经常觉得自己被监听,经常听到咔嚓咔嚓录音的声音。我没觉得自己重要到能够破坏社会。

偶尔,他也会冒犯大人物

李登辉在位的时候,张大春作为小说获奖者,见过他两次。李登辉对他说,小说家能不能替中国人塑造一些新的形象?中国人应该有正面的形象(那时李登辉还在讲“中国人”)。张大春便顶了回去:小说不是漫画,不能说你画的你表哥,就代表着所有的中国人。

第二次是找小说家来当面谈。李登辉说,文学是自由的,是不依赖国家的。张大春又顶回去:不对啊,很多国家的翻译工作,都是把自己作家的作品推到国外。李登辉说:我们有“国立编译馆”。张大春说:“国立编译馆”目前在编教材,没有在做翻译工作。

事后有人对张大春说,你对“总统”太不礼貌了。

陈水扁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张学良引用明代诗人归庄的诗句“人何寥落鬼何多”,被张大春挖苦,“这就是政治人物最没教养的表现,不懂出处,瞎卖弄什么!”他还说,“如果‘总统’要告我,就告吧!”

“我碰到那些当权的人,也不是特别地要冒犯他。事实表明,每次碰到这些大人物,我都多有得罪。这也没办法。在台湾,越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就越笨。碰到笨人,你当然要好好地教育教育他。”

他写过一本《沙皇的信徒》,里边提到李登辉。“朱天心跟我说,你这样有点不值得。你写了李登辉,他的影响力在历史上能传多久?让他搭便车,划不来的。”

他说,“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讲话。对待农夫,你这样做就是难为人家;但是对‘总统’有不同的标准,刻薄他是活该的。”

“一个好的、合格的政治人物,必须面对一个很清楚的民主法则。民主是什么呢?民主就是从不信任领导者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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