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中二”的我怀想那段“中二”岁月
(2023-04-20 14: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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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
最近我对人生的感悟又加深了一些，忽然明白了自己这些年来的所有经历和困惑都与“中二病”有关———虽然我一直是觉得自己在心理上始终停留在大学时代（尤其是大三、大四，那时候的事情简直历历在目，仿佛我现在还是个大学生一样），但可能初中时候的经历真的对人一生影响都要深远得多吧，其实之后发生的一切在本质上都与初中时候的经历有关。
事实上，可能我也真的和初中那时候变化不大。2019年我一个做外贸生意的初中同学来上海参加“进博会”，非要拉我去他的饭局，我不情愿地硬着头皮去了，结果在场的一位马来西亚客商见我第一眼就直言不讳地说你得锻炼锻炼，我那个初中同学陪笑说：“他初中以后一点变化都没有。”更有甚者，尽管现在人们都觉得80后已经很老了，可还有很多把我当成大学生、当成年轻小伙子的人——80后当然正在衰老，我想，除了我的长相可能本身比较显小之外，更主要还是我的气质有些像学生，容易让人误会吧。
“中二”这个词来自日本，是“初中二年级”的意思，其实，就算是青春综合症的另一种说法吧——初二这个时间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13岁，女生可能发育稍早些，但13岁对于男生来说恰恰正好，就是发育的那个时间点。然而，“中二”（13岁）对于我（出生在下半年）来说，其实应该是“中一”，即初一。
事实上，13岁那年我确实有过“中二”的所有经历和体验。
13岁那年刚发育，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忽然觉得自己现在是大人了，就彻底否定和有意无意地忘却了之前童年小学时代的自己，觉得之前的自己就是一个小孩，对之非常轻视（尽管其实我小时候也没那么不堪，还是挺可圈可点的，在学校里是个小明星般的存在，全校的老师和小学生都知道我）。
当时的一些经历也让自己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个天才，此生注定不是个平凡的人——这就和所有“中二病”的人也没什么两样的。
首先就是学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进初中我忽然学习惊人地好（虽然我刚入学的时候和小学没什么两样，天天浑浑噩噩地，还是个不懂得要好好学习的男孩，从来没用过功），平时数学和英语的小测验居然次次都是全班最高分，期中考试更是完美地惊人——数学98分（全答对了，仅仅因为没好好听课、不知道答题的格式要写“解”字而被扣2分）；英语99.5分；语文84分（是全校第2高的分）；政治99分（本来是100分，但在宣布成绩的时候，政治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跟我商量，“这个分数太完美了，文科是不可以得满分的，扣你1分分可以吗？”我不在意这些，就让他扣了）。最后，我主课的总分是380.5，全校第2名（我们全年级共10个班，五六百号学生）——全校第1名是个女生，只比我高了1分，如果我不同意政治老师扣我那1分，那我就和她是并列全校第1名。
而且我还不偏科，历史、地理之类不计入总成绩的副课我也一样是全校最高分——问题是，我文科还从来不死记硬背，甚至，我连文科的课都不爱听——我从小就读过很多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新鲜东西，当时心高气傲的“中二少年”特看不上文科的副课，觉得那些教材肤浅的不得了，每次上课我就都在看闲书了。政治老师和地理老师看我不听课非常反感，经常突击提问我，我虽然没在听，但我次次都站起来滔滔不绝地说，听得他们哑口无言，地理老师还去班主任面前告我的恶状，但他们终究拿我没什么办法，因为每次考试这些课我都是全校第一名。还有历史老师，就是前面说那个比我高1分拿了全校第一名女生的爸爸，他特别推崇我，说我如果学文科，一定能上北大。
那时候我应该长相也不错，个子也高，有好多女生天天死缠我，但我那时候对于这个不开窍，甚至对某些女生还很反感。
年轻漂亮的女班主任老师也是对我赞誉有加，当着全班的面说我家是办学的、非常有钱（直到前几年，偶尔见个初中同学，居然还以为我家很有钱，动辄就几百万地开口借……），又说我父母忙着没时间管我，我完全跟姥爷姥姥长大，没人管我，但我还是一个好孩子，没有丝毫纨绔习气，学习也好，等等等等，反正是赞不绝口———其实说实话，即使是在我原生家庭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我也真没太占到多少好处，毕竟我是跟着姥爷、姥姥长大的，他们是经历过改革开放前困难时期的人，家里一向清贫惯了，只不过我买书什么的倒是不成问题。
但是确实，那时候我家办学规模挺大的，各种考试培训和才艺班都在开办，无论种类还是规模都铺得很开，在呼和浩特家喻户晓——如果不是后面发生的那些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故事（很适合写小说），他们是必然要做大、走出内蒙的，按我妈的说法（我妈是很严谨的一个人，从不信口开河），那样我家现在的资产甚至都不是能按“亿”来衡量的。
就这样，在这种种荣誉面前我患上了非常严重的“中二症”，觉得自己天生就不平凡（我自己从小也是书看多了，思绪上一直在和古今中外那些名人为伍），满脑子都是荒唐的妄想，甚至连祖上多少代之前的荣誉都被我搬出来供自己意淫，病得不轻。
那时候觉得既然自己生而不凡，就什么都应该是最优秀的。当时我有两个要好的同学，他们在课外是呼市夜体校的乒乓球队员，在呼市算是顶级乒乓高手，我也跟他们去学乒乓球，选购了专业的球拍和胶面，还买了本专业书籍天天研习，钻研职业运动员是怎么削球、扣球和打弧圈球的。那两个同学还是我们学校长跑最厉害的，我也天天跟他们跑，去参加运动会；学校冬季开滑冰课，我就天天课上课下去滑冰，结果还被冻伤、脱臼了，因此影响到了期末考试的成绩（不过初三中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恰好相反，那时在中考体育科目考试上我50米跑脱臼了，也是一段时间没去上课，结果我居然又考了全校第2名，仅次于考第1名的一个复读生——真的太神奇了，如有天助，搞得自己当时都傻傻地发痴，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天之骄子”）。
忘记是在初一还是初二了，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没怎么学习，天天晚上去市中心我家那所学校的一个招生教学点帮忙，晚上索性就住在那里。我父母在办学的同时，也经营着一家书店（和招生点在一起），所以后来虽然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却一直觉得自己很适合销售——比方说，高考结束以后我曾和两个要好的同学在校门口卖高中期间买过的教辅，卖了一天，他们两个挣的钱加起来都没达到我挣钱的1/7，当日他们断言我卖不出去的书事实上都被我忽悠着那些买书的家长买了，让他们目瞪口呆。
少年的我，可窥一斑。
当时，除了本学年的课程，我还自学了整个中学六年的数理化，甚至还学了一些大学数学的东西（比如线性代数），把英语学到了高中毕业的水平（后来有些年我很叛逆，不学英语了，但英语考级、考研仅靠“中二”时期的底子，依然畅通无阻）。
影响更深远的，恐怕还是对课外书的阅读使我形成了后来的性格，也形成了两种职业倾向（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影响了整个后来的人生。
人文学术方面。小时候我也读书，各种书，虽然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读过一些史学书籍，但平日仍是以读历史和古典小说为主的。但初中之后，我读的书就非常不一样了，异常轻视小时候读的那些纯叙事或故事性的文本，觉得太肤浅，变得非常喜欢深奥的东西，认为只有这样才不平庸。从那时起，就不怎么读纯历史事件的书了，而是转向了对历史规律的宏观思考，而且还买过一些思想家的书，有一次我和同学买书回来，被他的邻居看到，他说，你们这是想当哲学家啊！之后的整个中学时期，我所有的课外时间（包括放学时间和休息日）都泡在了全市的各大书店，翻遍了我能翻到的各个人文学科的书，也买下了好多，头脑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学术想法——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精力去实现那些宏伟的计划。
但是，这样的思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后面影响极大。上大学时，我经常去北大中文论坛（那个时候最好的网络学术论坛之一，可惜近年被关闭了），影响了很多人，甚至还被一位北大的老教授夸赞：“我看见一颗新星正在升起！”大学的政治课上，老师让我们每个人畅所欲言，我从卡尔·马克思说到说到埃米尔·涂尔干，再说到马克思·韦伯，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在场的师生都听得目瞪口呆——后来大学毕业，散伙饭的时候，班里女生（我比较内向，而且女生也少，我几乎没和她们有过多少交流）还特意跑来敬我酒，说其实她们特别欣赏我（就是因为那堂课），说我真的不应该学我们的专业（理工科）。
以上难以割舍的经历是让我此后一直“中二”的一部分原因。
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人文艺术这一方面———对我来说，主要就是文学（尤其是诗）了。这不仅影响了自己的追求，更影响到了自己的性格，使自己一直“中二”到现在。
也一样是“中二”时期，13岁，对我来说就是初一那一年。这一年我读完了家里所有的大学中文系课本，还读了很多古诗（小时候也读过一些，但那时候对人生还没有什么想法）。
13岁通读中文系课本这件事，后来使我考研的时候大跨度跨专业裸考考了复旦大学古籍所文学专业第2名，因此而被录取——当时排在我前面的第1名没来参加面试，所以其实参加面试的考生中我是分数最高的一个。至于那个第1名考生为什么不来面试，我想或许是才高八斗不屑参加吧，要不然，就是英语比我还烂，单科连个考研及格线都达不到——这一点都不夸张，我读研以后发现一个事实，即对于中国古典的学问来讲，学术能力越好的人外语越烂，因为他们太过痴迷中国古典文化，对西方文化并不是很热衷。
但读诗这件事，就远不仅是个人追求的问题了，它深深影响到了我的性格（也包括个人操守等等方面）。
记着当时读诗，除了心灵被诗的美所震撼之外，同样也被那些伟大诗人的伟岸人格所折服（例如，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等等），也因为“中二”，就觉得自己的人品也应该是最好的，不能被世俗同化，于是从此处处格外在意自己的人格修养。也因为如此，如所有“中二病”患者一样，当时就觉得大人的世界很庸俗、卑污（那时从父辈那些人的言谈中很能感受得到），内心发誓坚决要与之划清界限，绝不允许自己被世俗同化。
尽管可能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的叛逆期，但是最终绝大部分人都走出了“俄狄浦斯情结”，有意无意地学会去适应社会了。只有很少的、像我这样一直“中二”的人，因为对“诗”（或大而言之，名为艺术）的崇敬，拒绝了“长大”（也即随波逐流、变得现实庸俗），内心世界一直停留在“中二”这个青春期，抗拒把自己变成像父辈那样、同时也是自己最不喜欢的那种人。
也正因为如此清狂，高中的时候我被老师和同学视为一个“奇怪的人”，还被他们起了一个绰号“岳圣”。当然，对于灵魂世界的固守自然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确实也喜欢说一些惊世骇俗的话、写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其实初中的时候，“中二”时期，我就经常这么干，班主任每次看了都捧腹大笑，说你看起来这么文静，居然这么人格分裂！），让一些人欣赏也让另一些人鄙视——“岳圣”这个词在我的理解中本来就是褒贬参半的，因此我特别讨厌别人这么叫我。
后来上了大学，这时同龄人差不多都完全走出了“中二”的状态，被世俗同化了，社会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在校园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像我这样一个把“中二”状态保持到大学的人自然是很不合时宜的了，我压抑了整整四年，这段经历我就不想再复述了。
大学毕业之后，一个仍在“中二”（不愿放弃年少时理想）的人，又同时面临着两种压力———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压力，父辈会在包括人生道路、婚恋等方方面面对你施加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的压力则来自于同龄人的变化，可以说，同龄人在离开学校后都迅速变成了屈从于世俗的社会人，于是他们在我这个依然“中二”的人眼里都迅速变成了像当年我父辈那样、曾经我最不想做的那种人，心中不再有“诗和远方”，就只剩下了“眼前的苟且”。
真的，一切就像民谣歌手花粥的一首歌《庸人自扰之》所唱的那样，“该怎么说呢，很久没简单的快乐过，好像听说人长大了以后就容易烦恼多，你的伙伴呢，有很多丢在了人海中，留下的不是结了婚的，就是一样烦恼多。”
渐渐地，发现现实中真的已经没有什么朋友了（利益之交固然不能算）——曾经的同龄人，到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当年我父辈那样的人，生活中就只有家人而没有朋友，眼中也只有现实和利益，没有友谊。
事实上，可能我也真的和初中那时候变化不大。2019年我一个做外贸生意的初中同学来上海参加“进博会”，非要拉我去他的饭局，我不情愿地硬着头皮去了，结果在场的一位马来西亚客商见我第一眼就直言不讳地说你得锻炼锻炼，我那个初中同学陪笑说：“他初中以后一点变化都没有。”更有甚者，尽管现在人们都觉得80后已经很老了，可还有很多把我当成大学生、当成年轻小伙子的人——80后当然正在衰老，我想，除了我的长相可能本身比较显小之外，更主要还是我的气质有些像学生，容易让人误会吧。
“中二”这个词来自日本，是“初中二年级”的意思，其实，就算是青春综合症的另一种说法吧——初二这个时间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13岁，女生可能发育稍早些，但13岁对于男生来说恰恰正好，就是发育的那个时间点。然而，“中二”（13岁）对于我（出生在下半年）来说，其实应该是“中一”，即初一。
事实上，13岁那年我确实有过“中二”的所有经历和体验。
13岁那年刚发育，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忽然觉得自己现在是大人了，就彻底否定和有意无意地忘却了之前童年小学时代的自己，觉得之前的自己就是一个小孩，对之非常轻视（尽管其实我小时候也没那么不堪，还是挺可圈可点的，在学校里是个小明星般的存在，全校的老师和小学生都知道我）。
当时的一些经历也让自己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个天才，此生注定不是个平凡的人——这就和所有“中二病”的人也没什么两样的。
首先就是学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进初中我忽然学习惊人地好（虽然我刚入学的时候和小学没什么两样，天天浑浑噩噩地，还是个不懂得要好好学习的男孩，从来没用过功），平时数学和英语的小测验居然次次都是全班最高分，期中考试更是完美地惊人——数学98分（全答对了，仅仅因为没好好听课、不知道答题的格式要写“解”字而被扣2分）；英语99.5分；语文84分（是全校第2高的分）；政治99分（本来是100分，但在宣布成绩的时候，政治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跟我商量，“这个分数太完美了，文科是不可以得满分的，扣你1分分可以吗？”我不在意这些，就让他扣了）。最后，我主课的总分是380.5，全校第2名（我们全年级共10个班，五六百号学生）——全校第1名是个女生，只比我高了1分，如果我不同意政治老师扣我那1分，那我就和她是并列全校第1名。
而且我还不偏科，历史、地理之类不计入总成绩的副课我也一样是全校最高分——问题是，我文科还从来不死记硬背，甚至，我连文科的课都不爱听——我从小就读过很多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新鲜东西，当时心高气傲的“中二少年”特看不上文科的副课，觉得那些教材肤浅的不得了，每次上课我就都在看闲书了。政治老师和地理老师看我不听课非常反感，经常突击提问我，我虽然没在听，但我次次都站起来滔滔不绝地说，听得他们哑口无言，地理老师还去班主任面前告我的恶状，但他们终究拿我没什么办法，因为每次考试这些课我都是全校第一名。还有历史老师，就是前面说那个比我高1分拿了全校第一名女生的爸爸，他特别推崇我，说我如果学文科，一定能上北大。
那时候我应该长相也不错，个子也高，有好多女生天天死缠我，但我那时候对于这个不开窍，甚至对某些女生还很反感。
年轻漂亮的女班主任老师也是对我赞誉有加，当着全班的面说我家是办学的、非常有钱（直到前几年，偶尔见个初中同学，居然还以为我家很有钱，动辄就几百万地开口借……），又说我父母忙着没时间管我，我完全跟姥爷姥姥长大，没人管我，但我还是一个好孩子，没有丝毫纨绔习气，学习也好，等等等等，反正是赞不绝口———其实说实话，即使是在我原生家庭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我也真没太占到多少好处，毕竟我是跟着姥爷、姥姥长大的，他们是经历过改革开放前困难时期的人，家里一向清贫惯了，只不过我买书什么的倒是不成问题。
但是确实，那时候我家办学规模挺大的，各种考试培训和才艺班都在开办，无论种类还是规模都铺得很开，在呼和浩特家喻户晓——如果不是后面发生的那些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故事（很适合写小说），他们是必然要做大、走出内蒙的，按我妈的说法（我妈是很严谨的一个人，从不信口开河），那样我家现在的资产甚至都不是能按“亿”来衡量的。
就这样，在这种种荣誉面前我患上了非常严重的“中二症”，觉得自己天生就不平凡（我自己从小也是书看多了，思绪上一直在和古今中外那些名人为伍），满脑子都是荒唐的妄想，甚至连祖上多少代之前的荣誉都被我搬出来供自己意淫，病得不轻。
那时候觉得既然自己生而不凡，就什么都应该是最优秀的。当时我有两个要好的同学，他们在课外是呼市夜体校的乒乓球队员，在呼市算是顶级乒乓高手，我也跟他们去学乒乓球，选购了专业的球拍和胶面，还买了本专业书籍天天研习，钻研职业运动员是怎么削球、扣球和打弧圈球的。那两个同学还是我们学校长跑最厉害的，我也天天跟他们跑，去参加运动会；学校冬季开滑冰课，我就天天课上课下去滑冰，结果还被冻伤、脱臼了，因此影响到了期末考试的成绩（不过初三中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恰好相反，那时在中考体育科目考试上我50米跑脱臼了，也是一段时间没去上课，结果我居然又考了全校第2名，仅次于考第1名的一个复读生——真的太神奇了，如有天助，搞得自己当时都傻傻地发痴，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天之骄子”）。
忘记是在初一还是初二了，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没怎么学习，天天晚上去市中心我家那所学校的一个招生教学点帮忙，晚上索性就住在那里。我父母在办学的同时，也经营着一家书店（和招生点在一起），所以后来虽然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却一直觉得自己很适合销售——比方说，高考结束以后我曾和两个要好的同学在校门口卖高中期间买过的教辅，卖了一天，他们两个挣的钱加起来都没达到我挣钱的1/7，当日他们断言我卖不出去的书事实上都被我忽悠着那些买书的家长买了，让他们目瞪口呆。
少年的我，可窥一斑。
当时，除了本学年的课程，我还自学了整个中学六年的数理化，甚至还学了一些大学数学的东西（比如线性代数），把英语学到了高中毕业的水平（后来有些年我很叛逆，不学英语了，但英语考级、考研仅靠“中二”时期的底子，依然畅通无阻）。
影响更深远的，恐怕还是对课外书的阅读使我形成了后来的性格，也形成了两种职业倾向（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影响了整个后来的人生。
人文学术方面。小时候我也读书，各种书，虽然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读过一些史学书籍，但平日仍是以读历史和古典小说为主的。但初中之后，我读的书就非常不一样了，异常轻视小时候读的那些纯叙事或故事性的文本，觉得太肤浅，变得非常喜欢深奥的东西，认为只有这样才不平庸。从那时起，就不怎么读纯历史事件的书了，而是转向了对历史规律的宏观思考，而且还买过一些思想家的书，有一次我和同学买书回来，被他的邻居看到，他说，你们这是想当哲学家啊！之后的整个中学时期，我所有的课外时间（包括放学时间和休息日）都泡在了全市的各大书店，翻遍了我能翻到的各个人文学科的书，也买下了好多，头脑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学术想法——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精力去实现那些宏伟的计划。
但是，这样的思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后面影响极大。上大学时，我经常去北大中文论坛（那个时候最好的网络学术论坛之一，可惜近年被关闭了），影响了很多人，甚至还被一位北大的老教授夸赞：“我看见一颗新星正在升起！”大学的政治课上，老师让我们每个人畅所欲言，我从卡尔·马克思说到说到埃米尔·涂尔干，再说到马克思·韦伯，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在场的师生都听得目瞪口呆——后来大学毕业，散伙饭的时候，班里女生（我比较内向，而且女生也少，我几乎没和她们有过多少交流）还特意跑来敬我酒，说其实她们特别欣赏我（就是因为那堂课），说我真的不应该学我们的专业（理工科）。
以上难以割舍的经历是让我此后一直“中二”的一部分原因。
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人文艺术这一方面———对我来说，主要就是文学（尤其是诗）了。这不仅影响了自己的追求，更影响到了自己的性格，使自己一直“中二”到现在。
也一样是“中二”时期，13岁，对我来说就是初一那一年。这一年我读完了家里所有的大学中文系课本，还读了很多古诗（小时候也读过一些，但那时候对人生还没有什么想法）。
13岁通读中文系课本这件事，后来使我考研的时候大跨度跨专业裸考考了复旦大学古籍所文学专业第2名，因此而被录取——当时排在我前面的第1名没来参加面试，所以其实参加面试的考生中我是分数最高的一个。至于那个第1名考生为什么不来面试，我想或许是才高八斗不屑参加吧，要不然，就是英语比我还烂，单科连个考研及格线都达不到——这一点都不夸张，我读研以后发现一个事实，即对于中国古典的学问来讲，学术能力越好的人外语越烂，因为他们太过痴迷中国古典文化，对西方文化并不是很热衷。
但读诗这件事，就远不仅是个人追求的问题了，它深深影响到了我的性格（也包括个人操守等等方面）。
记着当时读诗，除了心灵被诗的美所震撼之外，同样也被那些伟大诗人的伟岸人格所折服（例如，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等等），也因为“中二”，就觉得自己的人品也应该是最好的，不能被世俗同化，于是从此处处格外在意自己的人格修养。也因为如此，如所有“中二病”患者一样，当时就觉得大人的世界很庸俗、卑污（那时从父辈那些人的言谈中很能感受得到），内心发誓坚决要与之划清界限，绝不允许自己被世俗同化。
尽管可能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的叛逆期，但是最终绝大部分人都走出了“俄狄浦斯情结”，有意无意地学会去适应社会了。只有很少的、像我这样一直“中二”的人，因为对“诗”（或大而言之，名为艺术）的崇敬，拒绝了“长大”（也即随波逐流、变得现实庸俗），内心世界一直停留在“中二”这个青春期，抗拒把自己变成像父辈那样、同时也是自己最不喜欢的那种人。
也正因为如此清狂，高中的时候我被老师和同学视为一个“奇怪的人”，还被他们起了一个绰号“岳圣”。当然，对于灵魂世界的固守自然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确实也喜欢说一些惊世骇俗的话、写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其实初中的时候，“中二”时期，我就经常这么干，班主任每次看了都捧腹大笑，说你看起来这么文静，居然这么人格分裂！），让一些人欣赏也让另一些人鄙视——“岳圣”这个词在我的理解中本来就是褒贬参半的，因此我特别讨厌别人这么叫我。
后来上了大学，这时同龄人差不多都完全走出了“中二”的状态，被世俗同化了，社会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在校园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像我这样一个把“中二”状态保持到大学的人自然是很不合时宜的了，我压抑了整整四年，这段经历我就不想再复述了。
大学毕业之后，一个仍在“中二”（不愿放弃年少时理想）的人，又同时面临着两种压力———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压力，父辈会在包括人生道路、婚恋等方方面面对你施加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的压力则来自于同龄人的变化，可以说，同龄人在离开学校后都迅速变成了屈从于世俗的社会人，于是他们在我这个依然“中二”的人眼里都迅速变成了像当年我父辈那样、曾经我最不想做的那种人，心中不再有“诗和远方”，就只剩下了“眼前的苟且”。
真的，一切就像民谣歌手花粥的一首歌《庸人自扰之》所唱的那样，“该怎么说呢，很久没简单的快乐过，好像听说人长大了以后就容易烦恼多，你的伙伴呢，有很多丢在了人海中，留下的不是结了婚的，就是一样烦恼多。”
渐渐地，发现现实中真的已经没有什么朋友了（利益之交固然不能算）——曾经的同龄人，到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当年我父辈那样的人，生活中就只有家人而没有朋友，眼中也只有现实和利益，没有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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