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26北京晨报
钱夙伟

       年仅5岁的小女孩朵朵最近出版第一本诗集《朵朵5岁的诗集》，夺走“中国最小诗人”头衔。朵朵，大名王致柔，2010年出生，三岁开始创作诗歌。朵朵的父亲是诗人王长征，王长征说，朵朵的这些诗大多是上学或回家的路上、或与爸爸妈妈玩耍时冒出来的，比如，《去上学》是她三岁时写的，准确地说是她说出来的。(1月25日《成都商报》)

       低幼龄化写作并不值得提倡，比如5岁孩子，有多少用于支撑写作的阅历和艺术积累，而如诗，还被称为思想的结晶、激情的产物，不只是简单的句子的断行，就如朵朵的《去上学》：“爸爸 你送我上学堂／可是我的书呢／哟 忘带了／那没有书／你让我读桌子吗？”说是诗，实在是太勉强。

      但应该承认，相比于“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赵丽华：《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这样的诗，“中国最小诗人”的诗，似乎也是诗。问题是这样的诗，为什么会走红。这显然是因为出版社出版了其诗集。于一个低龄孩子，受到出版社极力推崇，这本身有着轰动的效应，但本身也是个问题。

       固然，现在的低龄化写作中不乏成功者，但其作品的走红大凡是书商造势、炒作、包装的产物。因为于书商来说，低龄本身就是一大卖点，而畅销是书商的硬道理，于是，便如作家马原所说：“在这个时代，出书越来越普遍，不管小孩子的书有没有价值，只要有钱赚，先出再说吧。”低龄作家的“成功”，多有这样类似的背景。

在功利的包裹下，不可能写出好的诗。为写诗而写诗只能变成方仲永。如果是这样，“中国最小诗人”真的不值得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