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日包头晚报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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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 绘

   教练汪成荣所带的两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3金1银，中残联奖励汪成荣149.91万元。汪成荣所在单位、青海省体育工作一大队要求汪上交奖金由组织重新分配，汪成荣不同意。2011年12月28日，青海体工一大队给予汪成荣停职处理。”（见今日本报A2·4版）

　　笔者认为，上交奖金显然完全没有理由。固然，汪成荣由体工一大队外借，但“在借调到中残联带队期间，他和原单位从未就奖金分配一事有过任何协议”。而且，作为“教练员奖金”，是对汪成荣任教期间成绩突出的奖励，是汪成荣应得的回报，和其他人无关。

　　当然，在体工一大队的领导看来，自己也应该有份：“你以为这是你一个人的事？多少人在为你服务呢！原单位不派你出去，派个阿猫阿狗出去也一样的。”以上表述表明，体工一大队领导的权力已经被异化了，即权力的利益化、交易化。本来，权力是用来服务的，如外借汪成荣，这既由汪成荣的能力所决定，于体工一大队，也是服务大局的工作需要。无论谁当领导，都没有理由不外借。但这位杨海宁大队长显然认为，凭借自己的权力，可以借，也可以不借，权力如何运行，取决于自己的利益。既然汪成荣是由自己手中的权力外借出去的，就当然管得了汪成荣的奖金。实际上，教练奖金上交“由组织重新分配”，在体工一大队已经成了惯例，此前数笔奖金都被上交，这笔149.91万元的巨奖，又岂肯放过？

　　无疑，上交教练奖金，不过是权力得了红眼病。而权力红眼病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官员的权力通吃意识，而这异化了的权力，某些官员早已视为理所当然，自然肆无忌惮，如这位大队长称，“他不肯交钱的话，我们还有其他手段。”在这里，权力异化成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就必然失去边界，也必然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