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

59岁江苏淮安居民周翠兰平时以走街串户卖豆饼为生，11月6日她在卖豆饼途中捡到1700元现金，几经周折找到失主后，失主却坚称丢的是8200元，并且要求她返还另外6500元。双方各执一词，结果失主把周翠兰与一位目击者王长玉都告上了法庭。（11月26日《扬子晚报》）

在一家门户网站，这条新闻的跟帖过万。内容几乎是对失主众口一词的批判，并将此事与南京彭宇案联系起来，再次强调“好人难当”。但问题是，我们能把这条新闻简化为“做好事反成被告”吗？并不能。

事实上，任何争议都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在真相出现之前，随便下结论，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发表激愤之词，看似维护美德，其实是在伤害美德。

因为丢的钱和捡的钱不对数，发生争执在所难免。对于为何将捡钱、还钱的周翠兰告上法庭，失主说：“现在周围人都知道此事，也有人说我在讹她钱，为了还我自己一个清白，所以我一定要将她与王长玉告上法庭。”对于这场官司，失主也知道没有胜诉的把握。

周翠兰到底是拾金不昧，还是拾金有昧？我们不仅不应该谴责失主诉诸法律的做法，相反，还应该给予赞赏——毕竟，法律才是接近真相的最好办法。

而在法律没有给出结论之前，也就是说，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如果望文生义，因此站在周翠兰一边，以此得出“好人难当”的结论，只会让越来越成为稀缺现象的社会美德变得更加困难。

在南京彭宇案发生之后，“做好事有风险”、“好人难当”等几乎像瘟疫一样，对“做好事”这一社会美德，形成了侵袭之势。

的确，“做好事反成被告”很容易获得同情和支持。当复杂的案件在被简化成如此明确的判断后，人们已经不再关注真实的谁是谁非；甚至这一命题是不是建立在虚设之上，是不是伪命题，都已经不再重要。不仅众口一词地批判，还以此为借口，提醒自己不要，同时也提醒他人不要做好事。

事实上，在彭宇案的报道中，有冷静的媒体追问彭宇案的真相，并质疑“做好事反成被告”以及“好人难当”这样的命题。但很遗憾，这样的冷静和质疑，淹没在“好人难当”排山倒海般的同情和支持里。

面对所谓的“做好事反成被告”，是先入为主推出一个“好人难当”的结论，进而给越来越稀缺的社会美德撕开伤口，同时撒上一把盐？还是冷静地等到法律给复杂案子一个事实真相？显然是后者。这不仅因为在道德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法律是最好的途径，更因为简单的下个“好人难当”的结论，除了给社会美德进一步伤害外，并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所以，失主诉诸法律的行为，不仅不应该受到批判，还应该给予支持；而那种因此认为“好人难当”的观点，看似维护社会美德，其实是对社会美德的进一步伤害，更要不得。

http://news.sohu.com/20091126/n26846995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