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

9月1日起，山西太原市副科级以上官员，本人和直系亲属操办的婚丧嫁娶、生日祝寿、国外留学、国外定居等喜丧事宜，必须全部进行书面报告。规模一般应控制在15桌以内。且不得使用公务用车和公务场所，各项事宜的费用严禁在单位报销或变相报销。（9月3日中新社）

官员本人和直系亲属婚丧嫁娶等各种私人操办“不得使用公务用车和公务场所”、“费用严禁在单位报销或变相报销”——这样的规定让人既觉弱智，又似曾相识。私事不用公车、费用自己负担，这原本无需强调，但现实中往往并非如此。就像“严禁教师猥亵女学生”、“严禁公款打麻将”、“海关官员不得护庇走私”、“煤监系统不得接受被监督对象的馈赠和赞助”等规定一样，原本并不混乱、法律明确的规定，却需要另有义正言辞的禁令重申。

弱智禁令的背后是底线的失守。所谓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是相当稳定的，一般并不需要明确规范，人人就应当遵守。官员操办私事不使用公权、不借机敛财，原本应当是权力操守的一种禁忌，而这种禁忌应该成为一种为官者的至上理念。但现在，为官者并没有把禁忌当禁忌——这从近日大学公车扎堆送新生的报道就可见一斑。而当理念缺失，用禁令重申的技术手段能否奏效呢？这不容乐观。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在谈到中国的变革时，划下一条直线，从左至右，依次排列：宗教、文化、政治、社会结构、经济、技术。他解释说，技术是可以模仿的，经济也有模式可以遵循，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也会有所变化，但到了政治层面，变革难度陡然增加，而文化变革更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宗教的改革则是更加艰难。丁学良对中国变革的描述，一句话概括是，技术的手段或许可以模仿，可理念之变却是最难，但也是最为重要。

事物都是有相通性的。对于权力的约束，理念层面相比技术手段更值得追求。而且，与中国变革历程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对权力的技术性约束往往并不能奏效。比如，各地禁止官员婚丧嫁娶等操办现象也多有规定，但现实中这些禁令往往流于形式，技术手段往往被缺乏操守的权力行使者肢解得遍体鳞伤。如果太原市因此规定就杜绝了官员们大操大办以及借机的腐败行为，恐怕没有人会相信。因为，技术永远都会被操守缺乏者发现漏洞。

没有操守意识，技术永远是遏制权力的稻草人。就像经济的原则是效率，政治的原则是平等，文化的原则是自我实现一样，对于约束权力、培养权力操守，我们需要抛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技术做法，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不过是让诸多弱智禁令中再增加一条而已，并不能奏效。公共权力是为民谋福利的手段，而不是官员为己敛财的途径，这是权力最根本的操守，也是为官者的禁忌。而只要缺乏操守之心、禁忌意识，权力的技术约束都难免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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