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经历过的一些反行为

关于计划生育：我是超生的“二胎”，家在中原。我小的时候是计划生育执行的最严厉的时期，上面的人会不时地“突击”，突然造访。最好的应对措施无疑是“躲”了，但不一定躲在外边，而是在身边临时应付。在这个过程中，很少发现农民跟“查户口的”硬扛的，他们不怕“麻烦”，也不害怕。从结果来看，政府还是败给了农民（尽管在城里收效不错）——在我这个年龄段，我们村几乎没有是独生子女的。政府后来干脆妥了协——谁谁家交多少多少钱，给你们集中办户口。

关于交公粮（略）。

关于火葬：农民怎么应对呢？那就偷埋呗！先趁半夜人睡之时，约集本家兄弟把人埋了。等过阵儿风声过去了，再补办一个盛大的祭礼；有的直接先交了罚钱，照样土埋。据我所知，这几年村里走了好几个人，但没有一个是火葬的。后来听村民讲，又不强制火葬了。不知是不是政府对农民的“反抗”妥协了？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农民的这些反行为不一定都是“先进”的，但他们心中有自己的理儿，他们要为自己争取，我想，这就是中国农民的独特之处吧。，或许正如高老师所说……（王LN）

佚史氏曰：本篇讲了几个很好的故事。各位同学，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详细具体的故事（当然不是为了“以量取胜”），——因为一项好的研究，按照我的法国朋友麦港的说法，首先就是要有一个“故事”，然后才是从这里得出你自己的“理论”（或曰“理”），——不过从同学的答卷来看，对“口述史”的误解还不少呢。须知，“当代史”与所谓“古代史”（历代王朝史）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能以“口述史”取证，而后者不能（总不能起乾隆皇帝于地下，向他提几个问题吧）。现在许多学者仍不明白此点，而偏偏遇到最难的“当代史”的挑战（其原因之一即学术性甚差，而处处皆有“成说”，不易逾越）。

就拿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10；我仅与他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见过一面）来说，直截了当，不落俗套，不绕弯子，不上当受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依赖口述史，有当事人（知青）的“指点”。否则，陷在当代史的无数量的文字史料里，如若“师心自用”，凭一己之“聪明才智”任意所之，那就不知道如何跳出来呢。

不过，就像许多有关“知青”的研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知青始终对农民存在误解，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停在了表层，不了解农民有着他们的“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