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佃关系（第二个十年）

比较系统的中国数据史料，除人口、耕地（何炳棣、珀金斯）以外，还有粮价（王业键、李明珠Lillian Li）、地租征收数字（章有义、赵冈Kang Chao）等。差不多都跟经济史有关（我正是因为研究经济史才特别关注到它们），又具有超出经济史的价值。它们都不是可以“浅尝辄止”，只停留在“文字表面”，想当然地当做一种“现代统计资料”，“拿来就用”的（补充一句，所有有关粮食亩产量的研究亦“迹近游戏”，殊不可信）。如果不深入它的内涵，便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过去，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似乎早已成为定论，但地租率究竟有多少，却为学界一直视为“老大难”问题。为此我“另辟蹊径”，不靠契约，专读账本，把“地租实收率”作为研究的契入点，并把研究重点放在农民是怎样做到这点，即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对付地主”的。终于发现，实际地租率只有亩产量的30%左右（而不是通常所说的50%或50%以上）。旧日中国大约有40%的耕地为出租土地，出租所得大约占农业产出的12%（或更低些）。它无以承担更大的“罪责”，更不用说多少世代以来“停滞不前”的“总根源”了（参见《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拟解地租率”，《读书》2005：11；“地主：在国家和农民的夹击之下”，《南方周末》2006.6.1；“历史上中国怎样‘和谐’”，《中国新闻周刊》2008：8）。

我自己很中意这一研究，以为这一本书分量很重。它也获得了一些读者的推许，如有学者认为，该书全面否定了对“旧社会”的“旧认识”；是“为地主正了名”；传统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社会”，以往的历史都被歪曲了（尽管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这多少是拜“互联网”所赐，奇怪的反而是几乎看不到一份批评的文字。

本书始作于1996年，也受到当代农民“反行为”的一定启发，以后不断增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回到了清史，那还要等2005年开始的乾隆研究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