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文尼亚学者来访报告

    为执行中国科学技术部中斯合作项目：“6－23 BI-CN/06-07/24 乾隆时期传教士刘松龄新发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高王凌于2006年6月30日－7月30日访问了斯洛文尼亚；按照同一互访计划，斯洛文尼亚合作伙伴、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院亚非系主任米加教授一行二人，于2007年5月4日－18日回访了中国。

    访华期间，在中方人员的协同和帮助下，经过中斯双方的共同努力，基本实现了计划目标（相应报告已由米加递交斯洛文尼亚国家科学部）：

    一同参观了宣武门大教堂（南堂，即刘松龄在北京长期居住的地方）；

    一同访问了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找到了刘松龄弟子当年所著的科学著作，和刘松龄来华时随身带来的斯洛文尼亚文诗集等书籍；

    一同访问了故宫博物院，寻找他可能的画像（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和他留下的其他文字；

    应邀访问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获赠了一批有关的档案材料；

    访问了北京（古）观象台，参观了刘松龄当年制作的天文仪器；

    应邀访问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大学等有关学术单位（他们是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学术重镇，2006年的两个国际学术会议为我们打通了互相联系）；

    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国家清史纂修委员会，米加介绍了刘松龄的两封信，戴逸（原中国历史系会会长、现国家清史纂修委员会主任）和清史研究所的其他教授，参加了会晤和讨论（有关报道参见清史研究所的网站）；

    应邀与国家清史纂修委员会商讨、确定了资助翻译、出版刘松龄信件的合作事宜（中方负责人高王凌，斯方负责人米加）；

    在2006年高王凌访问斯洛文尼亚以后，在斯洛文尼亚和北京分别举行了两个国际学术会议（即“第16届欧洲汉学大会”和“西学与清代文化研讨会”），米加和高王凌各自展示了他们的初期研究成果，宣读了有关论文，并获得了热烈的回响和高度评价。

    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又从不同方面了解到，刘松龄研究越来越受到更多的重视，有外国学者在斯国大使馆人员的陪同下，专门到中国人民大学了解本项目的情况（可能打算另外立项研究）；北京其他一些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大学等）也对刘松龄研究表示了强烈的兴趣，和打算今后参加到我们的项目中来。

    刘松龄研究的一部分成果，如高王凌《最后的耶稣会士》，已用中文发表（《中国文化研究》2006：4）。

    在这次访问期间，米加和高王凌一起，翻译了刘松龄关于乾隆十三年的两封信（其中许多中国历史上没有的记载），一起讨论了信件的内容，并打算写成论文发表。

    事实证明，两国学者面对面的思想学术交换，是其他方式（如写信等）所不可取代的；

    如中国方面还有许多古迹和文字材料（如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乾隆朝档案），是斯方所没有而又特别需要的；

    如斯方仍打算仿制观象台刘松龄制作的古天文仪器（此次只与观象台作了初步商谈）；

    打算继续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合作，寻找有关刘松龄的资料；

    打算在中方进一步的帮助下，完成绘制刘松龄画像的工作；

    尽管有一些材料已不易找到，如南堂经过两次大火之后（第一次就发生在刘松龄去世的第二年），已非旧日面貌，也不可能找到他留下的文字材料，但我们仍参观了大教堂，和刘松龄在中国居住了35年的居室。

    翻译和出版刘松龄的私人信件，是即将展开的一项艰巨工作，我们打算第一步由斯方把它译成现代文字（英文），再进一步由中方译成中文，最后在中国出版。斯方目前已掌握了刘松龄的大量信件，但还有一小部分需要在欧洲寻找，这一步工作也需同期进行。

    刘松龄是欧洲著名的科学家，乾隆年间来到中国，在钦天监任职达35年之久（任钦天监正，御赐三品），对中西文化交流曾作出重大贡献。因此在斯洛文尼亚已出现一个“刘松龄热”，发行了刘松龄邮票，召开了刘松龄诞辰300周年纪念大会，出版了纪念文集，因刘松龄发现过彗星而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新星，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找到了一批刘松龄私人信件。鉴于中国史学界对刘松龄缺乏了解的现状，这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修纂大清史），和加强中斯两国之间的友谊，相信都将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