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摘录)

一

根据１８世纪以前中国西南地区的发展状况，可以把“不发展经济”的特征归纳如下：

（１）人口稀少：由于种种原因，在长时期内人口增长率很低。影响人口增加的因素有：开发程度较低，社会组织不健全；政治不安定，秩序混乱；尤为重要的是气候地理环境的作用，如“江南卑湿，丈夫早夭”；[1] 水土恶劣，“人生其间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生齿不蕃，土旷人稀，皆风气使然”；[2] “广人皆半羸长病，一日力作明日必病”；[3] 粤中“林木荟蔚，虺蛇嘘吸，烟雾纵横”；[4] “天多瘴雾，地多虫蛇”；[5] 两广各有大、小法场，“言（毒瘴）杀人之多也”；[6] 又多虎兽为患，杀伤人畜。[7] 凡此，都不利于人口的增长。

（２）田不尽辟：表现为所有可耕地土远未尽行开垦，或只耕平畴、近水、肥沃地土，而硗地、旱地、坡地及山林则多弃而不顾。

（３）地不尽利：表现为浅耕、漫种、不耘不耨、少用畜力、不施肥、不修水利、旱涝由天等，广种薄收，粗放经营。

（４）种植单一：表现为种植以主粮作物为主，很少二茬或其他作物，复种指数低，经济作物生产薄弱，忽视山林水泽出产等。

（５）人不尽力，以及严重的“就业不充分”：这可以从较为单一的经营、粗放的耕作及农暇时间的不充分利用等现象推断出来，表现为各地所记载的“农人惰窳”，[8] “既获则束手坐食以卒岁”，“抱子嬉游，慵惰莫甚”等。[9]

（６）工商业不发展：表现为以农业耕作为主，很少其他经营；工则技术低下，甚或很少女工；商则无巨贾多小贩，交易范围有限。

（７）风俗简朴，生活低下：表现为陋居、布素，经济目标亦不过是衣、食等基本需求的初步解决等。

（８）消耗性消费，表现为在基本生活用品上消费浪费，多酿嗜饮，有余尽售，不留储备，也无其他更高投资追求等。在心理上为一种自足自乐、不求发展的状态。

（９）税收薄弱，赋用不足。

（１０）需求不足，压抑生产：表现为主产品价格低下，艰于出售，社会购买力低，以及各方面生产的不充分。

以上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一个层次——不发展经济的各种特征。如前所述，这类经济地区到清代１８世纪以前还占有中国农业地区中极大的面积。它们主要是中南、西南和东北地区。至于华北和中原的广大地区，虽然自宋以来无大发展，但相比之下发展水平却要高出许多，所以不能归入此类（它们多数可归入第二层次）。

与各种流行的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停滞的论点相反，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非早就达到很高的水平，而是逐渐提高，有其自身的步骤，并一直“保有余地”的。例如在耕地开垦方面，它是随人口增加而不断拓展，从华北逐渐走向江南、华南、西南和东北，一再形成较高的人口密度和高密度人口经济，一再开垦新的耕地，这样一步步地拓展到整个中国；以至耕地统计中有将近一半的面积是在１８世纪以后２００年间才得以垦辟的。[10] 正是这样的历程，使中国传统经济在过去的二三千年中始终葆有新鲜的活力和一再达到新的发展高峰。对于这一历程及其合理性的一面，我们实有必要给予重新认识。

在不发展经济的特性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它的不发展性质。那种自足自乐，不求发展的境况，加上低水平供给的易于取得，以及人口增加较慢等因素，造成了这种地区长期“不发展”的局面。这种供需间的关系和自足无他求的状态正是不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要想打破这种局面，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增加有效需求，以带动其受到压抑的、不得发展的生产。没有这种变化，这些地区就会长期地继续处于不发展状态之中，而难以起步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在这方面，无论是扩大税收（如宋以后的江南）、增加收购（如宋代广西），从史实观察，都不如人口增加的作用为大。例如清初的四川即是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打开了局面的。当然，随着人口的普遍增加也会带来地区间贸易的扩大，从而促进生产的扩展，这点在１８世纪以后广西和四川的发展中都可看出；但是，这种交流关系的扩大和提高难道不是随着人口在各地的普遍增加才出现的吗?这显示出人口增加对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在“恢复时期”和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可以看得最为明显，且最少会引起争论。

                                二

传统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可称为“发展中经济”。与“不发展经济”的区别在于它已经开始起步，进入发展之中；它所能达到的水平，虽然逊于其后的“高发展经济”，但却不是“低度”的，而可称为一种中等水平的发展。这些阶段划分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区分，它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了划分阶段、类型和找出各自的特点，以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而决不是要把发展的连续过程割裂开来。事实上在各阶段的衔接点上往往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某些特征几乎是相同的；有些只是到了稍后时期，才与上一阶段有了显著的区别；甚至有些特征可能会贯穿所有阶段，这也是本项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即找出中国传统经济各个层次间的共同特点。

与不发展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人口开始较快地增长，土地大规模的增垦，农作由粗放迈入精耕细作，作物品种增加，经济领域展宽，商品性农作较前有所增进，[11] 工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一句话，它已从“不发展状态”开始起步，进入了发展的头一个重要阶段。

根据以上各地区的发展状况，可以把发展中经济的基本特征概括如下：

一、人口高速度增长（在“恢复时期”或发展前期尤为突出），增长速度为各个阶段之冠；虽然在本期的基本目标达到后，若无经济的更高发展，速度会大为下降。这一时期人口的增长既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亦是促成它的基本推动力量。

二、耕地基本开垦，表现为土地开发的迅速拓展，以致硗瘠零星、山巅水滨多被垦及，几乎不复再有土地可被用于农业耕作。这可以称为发展中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三、耕地利用水平提高，表现为勤于农作、兴修水利、积粪施肥，以及增加复种、推广良种及新品种（如明清以来传入的美洲作物玉米、甘薯等，它们多在１８世纪得到普遍推广）。

四、种植种类增多，在各种粮食作物的新品种、新方法传播之外，许多经济作物生产得到开展（如烟叶、甘蔗、棉花等），山林、水泽得以开发。

五、工商业有所发展，表现为各种衣用纺织品生产的开展，商业作用的扩大以及它对经济发展起到的引发作用。

六、消费水平提高，风俗渐奢。这种由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人均收入的增加在发展前期和恢复期后（如清代１８世纪前叶）最为明显，但消费上仍有若干特点与前一阶段相类（如以米谷饲猪和酒的大量消费）。

七、经济欠发展，人力、物力仍未充分利用（尽管已是“精耕细作”，趋向劳力的“密集型经营”），这可从工商业的不够发展，土地利用的未臻更高水平看出，同时有些地方还往往会保有昔日的陋习旧俗（如怠惰好游荡等）。

以上即是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二个层次——发展中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清代１８世纪以后，中国大部分省区包括那些新开发的大多数地区，都已进入这一发展阶段；相比之下，能够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只居很少数。

这表明，在清代中国的广大地区还具有不小的生产潜力，它们还远未走到尽头。可惜的是，有些学者只是看到了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头两个阶段的情况，他们就把传统经济的这一步发展（土地开垦和精耕细作）认为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要成就，也从而得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误解。

毫无疑问，发展中阶段是传统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一个时期。传统中国本是一个农业社会，耕地的迅速垦辟自然会成为经济发展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指标。除清代颇有不同外，[12] 历代政府也莫不把它定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然而，发展是否就到此为止了呢?如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所面临的又是一些怎样的困难和问题?……

总之，在发展中阶段，经济由“不发展”状态迈入发展之中，并达到一个中等的发展水平，构成中国传统社会长时期中所能见到的主要经济成就（以土地开垦和精耕细作为标志）。这样的地区不管由何而来（有的年代太久不易说清）、向何处去（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能由此发展到第三或第四层次），它们本身已构成了一个很有特性，又有广泛意义的发展层次。它也是一条发展的必经途径，因为所有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三

“高发展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一、人口仍有较迅速和大幅度的增长：虽然速度虽不及前一阶段，但由于经济有持续的增长，它比仅仅处于发展中阶段地区人口增加幅度要大，这点在清代历史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二、耕地基本不再或很少增加，耕作技术也接近传统时代的最高水平：换言之，经济的高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取得的。

三、土地利用达到最高水平：这主要依靠发展新的生产项目和优势生产，这与前一阶段的欠发展状况有鲜明的对比。从全国角度来看，一种不同省区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格局的出现，在不增加耕地和技术不再提高的条件下，进一步扩大了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增加了社会的整体产出。就此而言，高发展是传统农业经济的最为发达的表现；它的成就（如经济的商品性发展等）仅用“精耕细作”一辞是不能概括的。

四、工商业相当发展：这主要是与上两类地区比较而言，虽然与下一类地区相比，它们在经济中还仅占有一个较小的份额。

五、生产投入增加：随着生产发展，边际收益下降，以及新的生产经营的开辟，这都需要增加农业投入，不但资金投入增大，“惰安者盖少”，[20]人工投入日益增多。

六、风俗奢丽、消费日高：如四川南溪“嘉道以来，户口寝盛，家给人足”，“仓储公所会馆祠庙皆盛于是时”；[21] 广东顺德“宫室日夸其壮丽，衣服日尚其鲜新，饮食日陈其丰美，侈甚矣。”[22] 社会愈益由俭而侈，由质而文。

以上即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第三个层次——高发展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在清代处于这种状态的地区，有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如福建沿海部分地区及浙江北部），华中湖北、华北山东、直隶和河南的中心棉产区可能也已进入了高发展的阶段

但是，即使在经济的高发展地区，生产的潜力和优势仍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发挥。这仍可由棉作情况得到了解，如据民国初年统计，中国南方棉区尚保有全国约２０%的棉田。它们多是并不适宜植棉，或从小的地区或从一省范围看似适宜，但从更大区域范围来看植棉并不经济的地区。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南方棉田才大为缩减，使它仅占有全国棉田的６%左右；与此同时，棉作在华北优势区进一步获得大规模的扩张和集中。[23]

这些表明，直到清代末年或２０世纪前叶，中国经济还有很大潜力，并存在现实可行的发展途径，认清这点可能具有重要意义。而就以上三个阶段的情况而言，似乎均含有欠发展或发展不充分的一面；因此或许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欠发展和发展不充分是传统农业的“通病”，或传统经济本身就具有发展不充分这一个特性。

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贡献，其实莫过于经济的高水平发展时期。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大量的快速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如此扩大；而没有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形成生产上的扩张、地区转移和“规模经济”，便也没有地区间比较优势的交换可言。由此看来，清代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无论是土地的全域性开发，还是跨省区优势交换格局的形成，如果没有清代人口的增长，都是不可想象的。

四

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四个层次可以称为“发达经济”。它与“高发展经济”同属于传统经济的高水平发展阶段，但后者主要表现为农业方面的发展，而发达经济则主要是针对传统工业的发展水平而言。对于这两个层次的关系，似也不必做一环扣一环、步步推进式的理解。

中国传统的“发达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一、人口继续增加，虽然其增长速度不及前两个阶段：同时相比之下，它拥有最高的人口密度。这是因为这类地区原有发展程度既高，人口也较稠密，而今又进入更高的发展层次。

二、如同高发展地区一样，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不依靠耕地的增辟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但与前者不同，它所追求的也并非土地利用水平的最大限度提高。它的发展是表现在另外一些方面。

三、发达经济所依赖的，是该地区普遍存在的，以农户为主体经营的各种传统工业。如同清代江南地区所表明的，这类地区“农民”的基本收入表现为工业品形式；如果细加分析，也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为工业所得，农业所得仅占一个小的比重。这样的农民，实际上更接近于兼营农业的工人；这种地区也不妨称之为“（传统）工业区”。所谓发达地区，正是这样取得经济的特别发展的。同时，这类地区的工业经营，从一开始即不是自给性的，而主要是为出售而生产，并大量进入省区间的贸易。这表明发达经济更有赖于商业的活跃及较高层次的发展。

四、投入“饱和”，在基本生产投入之外，社会上仍有大量“余资”，做“无益”的花费或不知该如何利用；相对而言，劳力也获得更为充分的利用。

五、风俗繁侈，这在明清以来即以江南称最；同时人们的消费方向，多是追求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奢侈型”消费。

以上即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层次——发达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处于这种发展阶段的地区只有长江三角洲一个。因此，它显得格外特殊，和易于引起各种疑问与误解。

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属于传统经济的一个段落，因此其经济增长是按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正表明在中国传统经济中人口增加的作用，它对各阶段发展，均起到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各发展阶段的第一个共同的特征，——若不仅从一个阶段，而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并不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29] 这样是否就可以把中国传统经济理解为一种“不合理”的、“错误”的发展呢?正是在这样基本的问题上，学界恐怕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和偏见。

如果纵观人类已有的几种“食物获取方式”，即狩猎—采集、畜牧和农业来看，人们很容易把它按水平高低排成一个顺序。但是认真检讨起来，所谓的优、劣指的是什么呢?是否较高级的方式如农业即谋生较易、较为安全、或更有闲暇、为人喜爱?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往往反而是一些比较落后的获取方式才具有上述优点。那么为什么人们认为这里有着水平的高低之分呢?从一种历史的事后观察可以看出，这主要是指在一定的土地范围内能养活的人口多少而言；而在这样一个顺序里，确实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排列，其中以“集约农业”人口密度最高（见表二）。

表二  不同食物获取方式社会的一般特征[30]

狩猎采集   初农生产   畜  牧  集约农业

       食物短缺   不常见     不常见    常见     常见

       贫富差别   一般无    一般极少  一般极少  有差别

       人口密度    最低      偏低       低     最高

如果加上工业文明，其位置当在集约农业之后，人口密度的最高一席自然也非它莫属了。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从不发展到发展中、高发展以至发达阶段，其人口密度正是同样逐步增加的，而以江南为最。如在乾隆四十一年（公元１７７６年），[31]江苏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２７０余人（长江三角洲可能已超过４００人），这是其他各省在一个世纪甚至一个半世纪以后都望尘莫及的（除浙江外）。与正处于工业革命之中并于１８０１年始有第一次人口统计的英国相比，同期中国人口的密度要高得多。当时英国只有极少数地方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而中国每平方公里１００～３００人的省份已占有一半之多。[32]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是正常的而非异常的，典型的而非变态的；而且，如果说它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话，那正是它在一条正规的农业文明的发展道路上达到了高度的专化和高度的发展水平；其人口密度，甚至比正在工业化革命中的英国要高出许多。对于这样一种文明及其发展，不应该只是从反面观察。

当然，这种成功的专化发展带来了其他一些问题。即一方面如同乾隆初年江南人口已相当稠密，却同时还期待着它的继续增加所表明的。[33] 中国传统经济需要这样密集的人口，它与高密度人口间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另一方面，“工业化以前”，或不如说在进入传统经济的发达阶段以前，许多地区就已拥有相当稠密的人口，这对于机器的发明，或新技术发明后的使用和推广，是十分不利的。正是这一类现象，使中国人口众多几乎成为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其中最令中国学界执着不放的就是中国未能“自行进入资本主义”了。

事实上，在农业向工业文明转化的问题上，人们对历史演进的方式和道路想像得也许过分简单了；在历史上，它可能并不是由“萌芽”逐步成长，由量变引出质变。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也没有一位早被注定了要做“上帝的选民”，各个文明也都有一定的机会和可能性；这中间的区别，可能只有难易的不同。在这里谁更具有优势呢?已发生的历史事实说明，工业文明的产生并不是通过那些经济最为发展，通常来看水平最高的文明来实现，而是经过具有“进化潜势”的变异，由另外的看来是当时较落后的文明实现的。”[34] 这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事例。不过，就那些成功的例证来看，它们“一般都极困难，改革的时候也都旷日持久，我们轻率地以为它容易”，是一个误解。[35] 因此，任何绝对化的结论，在这里恐怕都是不妥当的。

工业文明的产生，又经历史证明，只是由一个国家带头，从一点出现，然后传遍全球。这与农业文明的产生是很不一样的。这种体系一经形成，继起的国家则都处于一种“追随”或“学习”的地位，对于世界上那１００多个国家或民族来说，再谈独立发生的问题也就丧失了实际意义。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它也并没有提供理由把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历史一笔抹杀。相反，不但工业革命借助了多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已有多个国家和多种文明实现了工业化，显现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还有许多国家正走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在这里，一两个世纪或几十年的时间，用历史的尺度去衡量，都不过是一个“瞬间”。

因此，无论是对历史上的经济发展还是人口问题，都不应因当代或眼下的若干问题，就连带把历史都看错了。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在传统经济发展与现代经济成长间不管有着怎样的不同，但二者间决非是绝不相容、截然对立的关系。它们实在有着一些相通之处。例如，它们都同属于经济发展的范畴，面临许多共通的问题；前者的某些发展，往往是“经济起飞”的必要先决条件，或至少在发展的连续性上显现出特有的价值；传统的许多制度性因素，在本国的现代化中也往往发生出人意表的作用，而刻意“改造”或“更替”它们的尝试却多遭致失败，……对于这些，可能是愈具有长远的宏大的眼光，愈可能得到贯通而明晰的认识。

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各阶段的又一个共通特征，也可以说是整个传统经济的一大特点。以棉纺织业为例，如同棉花种植中存在许多不经济的现象，在棉纺织方面，分散的程度也很严重。如果说全国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户纺纱织布，其中必然有着大量的不经济和低效率（其中最不经济的是各地大量存在的手工纺纱）。传统中国也不是没有某种机会，如清代中叶，曾有一个时期，是将进口棉花纺织成布再行出口，[36] 说明当时中国在国际间拥有一定的工业生产优势，和拥有工业品的海外需求；同样地，中国还有技术发明的潜在能力（如大纺车等），和相当数量的社会余资。显然地，这是一个仍有很大潜力的经济。

在中国传统经济中，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方面，无论是初级产品还是较高级次产品的生产上，都存在着这类现象。而且，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只要领头一方的优势未能发挥，相对的一方也不会发挥充分。因此，认为清代后期或２０世纪初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尽头”，或“劲已用光”的论点，都值得重新检讨；与其那样说，也许不如说“有劲没处使”较为贴切。

如前所述，中国在清代以前人口从未超出２亿，仅是在清代２００年间才增为４亿；中国在１８世纪以前还拥有大量的未开发土地（如西南、东北等），其数字甚至可能接近于中国原有的耕地面积，它们多是在清代才得以开发；在相同时期，中国推广了美洲作物等新的作物品种，各种高水平技术也在各地得到普遍应用；尤其是有一批地区进入了高度发展的阶段，并形成了一种跨省区比较优势互相交换的经济格局。所有这些，都是在世界上产生工业文明以前、或“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不久以前刚刚在中国发生的。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第一，中国传统经济不是“长期停滞”的；第二，它的发展可以说是循序渐进的、有步骤、有规律和合理的，并非什么错误道路；第三，正是在这种逐渐的、但是全面性的拓展和提高过程中，中国经济制度中的许多优点都得到发挥，并创造了世界所有农业文明中几乎是最高的水平和成就；第四，这一传统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现代的经济成长并非不是相通的，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可以清楚地看出，不但在经济发展上重新与清代接续起来，同时若干“传统因素”在农村变革中也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在中国史学界，长期存在一种流行的观点，既不承认中国传统经济的真正成就，对其发展也认为多是被动的、迫于压力不得不为的，如迫于天灾、迫于官府或地主压迫、迫于粮食紧张等。如此一路被动消极下去，其结局必为“走投无路”是不言自明的。本文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反。中国传统经济经过缓慢（但不知哪家农业文明发展不缓慢），然而循序渐进的合理的过程，到清代才呈现出前述的发展状况，在这个过程中，正是人口的增加，每每给予中国经济以新的活力，推动它向前拓展和“升级换代”。如此看来，这并非什么被动应付，而恰是一种积极的进取，可以说是充满生命力、活泼向上的。

长时期中历史学界还存在一种倾向，即过于看重生产组织的功用，如传统中国的“黑暗”，似乎都集中于土地私有——租佃制和小农经营之上；对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也几乎全寄托在劳动组织的演变之上。中国传统的生产组织，既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复成为阻碍当代中国继续发展的“祸根”；然而，这样一个制度方面的单项因素，是否能够负得起如此的重担?它又是否具有那么高的“层次”和“决定性作用”?对于经济发展和地区发展的研究，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框架和顺序?

综而言之，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可以排成一个序列。本文试图把它分成四个层次，其中一个较一个更为发展，并带有各自鲜明的特征。如在生产水平上，第一层次是有限地开发土地资源，第二层次则以土地充分开垦为特征，第三层次谋求土地的高水平利用，和追求农业的最高成就，第四层次则求诸农业以外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其中发达经济是发展程度最高的一个层次，可能也是传统经济的最后的一个、与距现代工业文明最近的一个形态。从清代历史所做的上述观察，不但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及其有关问题，也为当代中国的历史传承，提供了一些基本素材。毫无疑问，清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就不可能离弃这后两个层次，而必须在农业的高发展和普遍的工业化的道路上求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