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经世学派（下）

三

作为“考据学派”的“对立面”，我们现在可以勾画出“18世纪经世学者”的正面形象了。

第一，18世纪的这些“经世学者”，在政治上不同于17世纪的那些“遗老”，这一点并不奇怪，也不必因此对他们多所非难。其实，就是那些所谓“遗老”，也不过“及身而止”，像亭林、梨洲的子侄弟子，就不能像他们的父辈师长那样，更不要说其他那些人了。[1] 因此在治学内容上，自然也与前辈学者大不一样。如前所述，“诸老”多是一些“在野派”，不但如此，甚至认为清人入主中原，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2] 所以在思想上批判特别深刻，常常谈到一些政治上的“根本”问题，这在上千年的历史里也是很罕见的。但是当这些“在野党”，“换”成了“在朝派”以后，这种情况便不能再继续下去，而不能不转入一般日常政务和典章制度的探讨。[3] 这与一般所谓“文字狱”和“高压政策”或许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它并不一定是一个决定的因素；[4] 随着新王朝统治的逐渐稳固，这种转化恐怕迟早是会发生的。

其实，就是“诸老”的“立言”，有许多也不能行之于当世，或带有一些“不负责任性”，与实际情况并不一定适宜，其中有些到20世纪才间能实行。[5] 这与18世纪“经世派”所关心的问题，是大不相同的。而到19世纪，所谓“经世派”再度兴起，所讲求的仍不外“钱”、“漕”、“盐”、“水”一类，而非明末“遗老”讲的“封建”、“井田”等等，——其中哪个不为18世纪先辈同仁议论过呢（包括“井田”亦然）？

所以，有人称“经世学”为“社会危机”的产物，恐怕也不尽妥当。[6]

第二，他们与18世纪的“考据学者”也有所不同，这不但表现在学术取向上，可以说，他们在身份上，做派上，处处都不一样。[7] 比方说，他们可能主要是一些官员，有职有权，直接面对国家或地方上的一些现实问题，并要为此承担责任，考虑对策。他们可能也从事学术活动，但那不一定是他们的主要事业。同时，与“汉学家”相对，他们很多都属于“理学家”。有大量的在职官员和“理学家”在讨论“经世”问题；[8] 而在《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开首“辨志”、“民贵”、“储功”诸篇，讲的也不外心性诸端，——这可能终将有助于划定我们的研究范围，——尽管“考据学”的兴起也有官府的提倡，[9] 所谓“汉学家”中，也有不少人关心和发表了有关“经世”的政见。

例如，就笔者所见“经世学者”（或有“经世”言行者）而言，在“理学家”中，早期有属于程朱派的陆世仪、陆陇其（《清史稿》有传），其后18世纪人物有，官献瑶、朱泽澐（见于《清史稿·儒林传》），赵青藜（《清史稿·文苑传》），官员则有：见于《清史稿》的陈宏谋（数省）、陈大受（安徽）、塞楞额（江西）、杨永斌（广东）、潘思榘（安徽）、裴宗锡（安徽）、阿尔泰（四川）、沈善富（安徽）；见于《清实录》的省级官员有张广泗（贵州）、陈悳荣（贵州），姜顺龙（四川），黄廷桂（甘肃）、张允随（云南）、方观承（直隶）、准泰（安徽）、陆燿（山东）、蒋溥（湖南）、郝玉麟（两江）、庄有恭（江苏）；见于《皇朝经世文编》的尹会一（河南）、毕沅（陕西）、乔光烈（陕西）、岳震川（陕西）、宋如林（贵州）、李拔（福建）、俞森（陕西）、杨锡绂（湖南、广西）；见于《清史稿·循吏传》的贵州陈悳荣、陈玉dg，安徽寿州知州郑基、来安知县韩梦周、庐江知县达州知州陈庆门、甘肃肃州知州康基渊；此外还有陕西生员杨屾，四川资州知州张文岚，珙县令王聿修，江津县令曾受一，罗江县令阚昌言，双流县令黄锷，石泉县令姜炳璋，什邡县令史进爵，绵竹县令安洪德，达州知州宋名立，以及在各地推广甘薯的福建陈氏子孙，及山东布政使李渭，等等。[10] 这些只是与“农政”有关，在政府劝农中政绩可考的部分人物，此外“名不见经传”的尚不知多少。除“农政”以外，18世纪最重要的“经世”之务还有“粮政”（范围涉及仓储、赈粜、禁囤、禁遏、禁价、平价，等等），[11] “垦政”，[12] 大家熟知的“财政”（地丁合一、永不加赋），[13] 以及到19世纪才突出了的“盐政”、“漕政”等等。

我们还不要忘记皇帝（特别是康熙皇帝）和朝廷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如康熙皇帝由发现人口问题，引致对经济对策（“农政”）的探讨，乾隆皇帝发起扩大仓储（“粮政”）的新一轮努力，等等。[14] 再看《皇朝经世文编》——它正是19世纪“经世学派”的案头必备之书——所辑录的那些“经世思想”，其大部分不都出于18世纪？[15] 所以我们可以断言：18世纪确实存在着一个“经世派”。[16]

因此张之洞说：士人博及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故“理学家”之外别有一种“经济家”，其名臣若孙文定嘉淦、李侍郎绂、陈文恭宏谋、朱文端轼、鄂文端尔泰、舒文襄赫德、方恪敏观承、刘文正统勋……诸家皆经济显著者。“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或自有专书”，“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17]

其中虽然不复有亭林、梨洲、习斋一般思想人物，但也涉及到国家政务及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且不无超越性的思想价值（特别是在“农政”、“粮政”及“垦政”几个方面）。这里所谓“派”，不单是指“门阀－师弟”关系，是就整个学术方面、学术范围而言；也并非单指所谓“学风”而言。可以说，在18世纪，“经世派”已经独立成型，且与他者迥然不同。

其讨论范围，见于《皇朝经世文编·户政》者有：

理财（两卷）、养民（一卷）、赋役（三卷）、屯垦（一卷）、八旗生计（一卷）、农政（三卷）、仓储（两卷）、荒政（五卷）、漕运（三卷）、盐课（两卷）、榷酤（一卷）、钱币（两卷）

见于《清史稿·食货志》中有：

户口、田制、赋役、仓库、漕运、盐法、钱法、茶法、矿政、征榷、会计

是与“经济”有关，皆可作为吾人研究范围，或用为参考。[18] 对于“实学”的概念，则不做广义的理解，清代学术固然是由虚蹈实，但所谓“实学”与“经济”之间仍有一个相当的距离。[19]

因为同样的理由，也不拟收入有关“礼”的部分，尽管《礼》中包括大量关于“经世”的内容，并在儒家经典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20]

其所涉及人物，可以分别立传，如经世派之李塨（其师习斋则不列入18世纪人物），如史学家之章学诚，[21] 如理学家之陈宏谋，[22] 如古文家之方苞，[23]……等等。也可以事件叙述，举其一端，加以条贯（如劝农策的制订和推行等）。至于《皇朝经世文编》，既是19世纪经世派的“教科书”，则可与《切问斋文钞》、《皇清奏议》等书，同作专门的研讨。

                               四

如果我们同意儒家于“内圣”、“外王”之外，还有所谓“博文”一事，三者“鼎足而立”，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区分它们——即后世所谓“理学”、“经世学”、“考据学”——之间的关系，分辨他们为学的异同及其归向？

据说，当初孔子并不讲什么心、性，[24] 孔门诸科之中，“外王”（“经世”）才是最根本的目标。[25] 到宋儒始讲求心性，[26] 其中并非没有理路可循，而是有所为而发的。[27] 故钱穆说，“欲明是非，须辨心术”，是为东林诸贤之本。[28] 由此“儒家哲学”，终与“经世之学”判为二门，科目各异。[29]

但问题是，如此一路下来的结果，却与“外王”和“经世”脱离了关系。清初宋学、汉学界限尚未划明，理学家有治考据者，有谈经世者。而所谓“正学”之内，力攻阳明，结果“四十年来，并程、朱之脉亦无有续者”，一时学士大夫专向考据，[30] 乾隆中叶以后，遂成一“汉学专制”时代。[31] “理学”反被“考据学”淹没，心性修养越来越无人讲求。以致后世已不知“修心”为何物，只把它当作了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

另一方面，后代不少学者以为，“理学”引佛入儒，并非是纯儒学。[32] 梁启超谓：宋儒“儒表佛里”，至明全盛。而最令人不服的，是讳其所出，反加丑诋；并非孔孟本来面目，何必附名淆实？[33] 其结果是因其近佛，故不得不辟佛（按：不辟则混为一谈也），辟佛之下，又不能不以之代佛（因有求于佛耳），故成为一不儒不佛的局面。今日虽有欲恢复“新儒学”者，但与“宗教”、与“佛法”相比，颇有其不足之处，势须有待于来者。[34]

所谓“博文”，相对于“经世学”及“心性之学”来说，原不占第一等重要地位。钱穆认为，其源于孔子叙《书》、传《礼》、删《诗》、正《乐》、系《易》、作《春秋》；后世之人，有见于此，便“误认纂修文字是圣人”，其实孔子乃“不得已”而为。[35] 又曰：孔门四科，一德行（即义理之学），二言语（词章之学），三政事（经济之学），四文学，即后世所谓考证之学。[36] 或称之为“学术”、“经济”、“文章”，[37] 三足鼎立。此传至于考亭，有《四书集注》之作（虽其训诂考释为一“伏流”）。[38] 再至亭林，有谓“博学为文”。终成为清代考据学“开山之祖”，以致“汉学之绝者千五百年，至是而粲然复章”。[39]

但为何到18世纪考据学派能盛极一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远为其他所不能及呢？[40]

清代考据学的成就，一在整理大量古代儒家经典，一在开拓学术领域和发明许多新的学术方法。

梁启超谓其“研究范围”，以当时的学术中坚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与“无征不信”。[41] 具体而言，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虚己，第三曰立说，第四曰搜证，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此清学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42] 故新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加以此学派饶有开拓之余地，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43]

“考文”（亭林语）之重要，不但可以回答典籍中有关“心性之学”的疑问（所谓从“尊德性”到“道问学”，二者构成一“主从关系”），[44] 大量的经世思想也是从古代经典中寻找灵感和依据的（如官献瑶于劝农中提议三农、园圃、虞衡、薮牧四者兼修，致为乾隆皇帝所采纳，即据《周礼》，[45] 地方志中所引“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亦自《论语》[46]）。

“心性之学”可与“考据”结合（如东原之孟子疏证），“考据”亦可与“经世”结合（如东原之畿辅水利）。[47] 所谓三百年来学术大体，要之不能脱“尊圣信古”之一见。[48] 但其结果，竟走到“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的地步，[49] 不再讲心性修为，[50] 所谓“后之专趋考证，不讲身心”；也与“经世”严重脱节，“乾嘉而降，此意荒矣，内圣外王，于何遇之！”[51] 几乎成了“无用”之学。[52]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考证”、“辨伪”的结果，却终于走入了否认儒家典籍、否定传统的地步，如梨洲所谓“更改之与废置，相去亦不甚远也”。[53] 不但《尚书》、《中庸》等遭到质疑，“疑古”所及，几乎所有儒家经典均受到冲击，更有不少成为“伪书”，以至“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54] 于是，清代的“先行者”终为“五四”前后胡适等人“摆脱儒家道德理论和信条的束缚”准备下了条件。[55] “挖掘”传统到了极点，“否定”传统也就不期而至。

再说“经世学”，它在清代19世纪进入“显学”和“兴盛”时期。但“舍经术而专言经世，其弊有不可言者”。[56] 不久之后，即有“变法”思想兴起，越来越转向那些政治上的“根本”问题，使“清末民初”越来越像似“明末清初”。迨革命军兴，则一切可称为清代“经世学”者，均失去其价值所在。有关遗产皆未得以总结，特别是仍然“活着”而有意义的那一部分：如在清代经济历史中，是否存在现实可行的发展道路？土地开垦曾经有何作用，今后是否依旧可靠？“赋役”是应如何征收？仓储是否越多越好？政府又当如何确定它的角色和地位？……等等。

至清末几十年间，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无拣择的）“输入外来学说”。一时虽极旺盛，然而产生两大毛病：一是混乱，一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致为梁启超所讥。[57]

宋明以来，曲折如此，宋明以前，更为“不堪”。[58] 如此可见，历史中常常存在百年不止的大段“谬误”，即有所“进步”，动需三五百年时间，方能实现（亦不过荟萃于一二“顶尖人物”之身）。而世俗多“好依傍”，实斋所谓“学术与一时风尚不必求适合”，“学贵自成一家”者，实属罕见。[59] 是故，清代思想史中不乏可以称道之处，但也有许多理由让吾人保持必要的谦恭。

于此大致可以确定，18世纪中国原有一个“经世派”。为什么过去学者不这么认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被所谓“流习”遮盖了。不但是这些个“庸官俗吏”，就是实斋、东原等人，不是一样被深深误解吗？[60] 同时，长时期来学界“争名好胜”、务求“新奇”，相形之下，“经世之学”自然就显得太“老套”了。但若因此而忽略了这“外王”致用的一段，那恐怕真是对清代（特别是18世纪）思想界——不管是理学界、汉学界，还是其他学界——的一大误判！

同时也应指出，过去思想史研究多少偏重于学术思想，侧重于那些构成“思潮”的流行者和浮在表面上的东西，而对其他种种则不大在意；[61] 在研究对象上也偏好文人、学士，而对官员乃至皇帝等人的思想作为，则不免“歧视”，[62] 更难及于普通人之生活想法与经营进取。本文也可以说是扭转这一偏向的一个尝试。

清代即是我们的昨天，18世纪的历史不但对19世纪，更对20世纪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也是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清代思想史来说，它在许多方面不但直接踏入了20世纪，而且必定会对我们的今后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如果说清代是“错了”的话，我们也还是走在这条路上；反之，也应予我们若干的启发和教训。

时至今日，我们已离有清一代的政治风云越来越远，也有了20世纪的百年经历，宜乎有一新的眼光，写出与昔不同的历史。

以上即是对清代思想史的一点粗浅看法。

是为18世纪经世学研究之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