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学开学时家长送孩子入学已经开始了。有的家长背着行李卷、拎着包裹送；也有家长坐着公家的小轿车送。常启先生觉得这种风气对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于是在1986年秋季开学大学新生入学的时候，给他的两个孩子（女儿常立刚升入高三，儿子常民刚升入高一）留了一个特殊作业：让他俩去参观大学新生入学的情况，并要求他俩参观之后说出自己的感想。两个孩子看了大学生入学情况，觉得很可乐，也很可悲。常立说：“有个老农打扮的家长给孩子扛着行李卷儿，拎着包袱找人问路，打听在什么地方办理报到手续，他那来上学的孩子却空着两只手跟在家长后面，一幅没事人儿的样子。”

    常民说：“坐小汽车来的，车一停，家长和司机就从汽车的后背箱里往外拿东西，他们来上大学的孩子或指手画脚地指挥大人，或与妈妈说话，或在一旁傻站着，总之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拿一下。”

    常启先生问常立和常民对家长送孩子上大学有什么感想。常立说：“我明年要是考上了大学，谁也不让送，要像爸爸和妈妈当年一样，自己去上大学、自己办理报到手续。”并说：“看着那些家长扛着行李、拎着包自己什么也不干的学生，觉得他们特没意思，特没劲，觉得他们很对不起爸爸妈妈！”

    常民说：“小汽车又不是他家的，是公家的[1]，多没劲呀！要坐小汽车就自己买，坐自己的。”

    常启先生说：“这送就像月光下的秃头，看起来挺亮，其实秃头并不发光，亮是月亮照的，没了月亮秃头也就不发光了。你别看萤火虫屁股上那点儿光亮不大，那是自己发的，比秃头上的光要强得多。”

    常立和常民听了爸爸的话，说：“爸爸你放心，我们会自己发光的。”后来常立和常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深造，自己买了车。常民还没有忘记当年对爸爸说的话，特意从美国打电话来告诉爸爸自己买车了。

    1987年常立考上了省城一家重点大学。接到通知书的当天，对爸爸和妈妈说：“我上大学谁也不让送。”

    常启先生对女儿说：“一言为定。”

    事情也真有凑巧的时候。后来常启先生接到了省科委的通知，要他去省城参加一个鉴定会，而且还指定他为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鉴定会的报到时间也偏巧与常立入学报到的时间是同一天。常立对这件事感到很不舒服，对爸爸说：“你的报到时间改一天该多好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送我上大学呢！”后来又说：“要么爸爸你别和我坐一趟车去。”常启先生听了女儿的话高兴地笑了，对常立说：“那干嘛？是不是送你上大学，咱们知道就行了，别人怎么认为管它干什么？咱俩下火车后各走各的不就行了吗！”

    常立对爸爸说：“一言为定啊！”

    报到的那天，到了火车站，下了车，父女俩并肩往出站口走着，常立的眼尖，老远就看见有人举着接常启先生的牌子。常启先生和女儿说了几句话就跟来接站的马厂长走了。上了轿车，马厂长问常启先生跟他一起出站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常启先生说是他的女儿，今年刚考上大学，是来入学报到的。马厂长立即对司机说：“赶上去，先送孩子上学！”车撵上了常立，马厂长和司机下了车，热情地让常立上车，说先送她上学校。常立对马厂长和司机师傅说：“来之前，我和我爸讲好了的，他是来开会的，我是来上学的。我不用送，谢谢你们。我不能放弃自己入学，自己办报到手续的锻炼机会。”马厂长和司机师傅都说常立懂事，说常启先生会教育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