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阵子在博客上发表了几篇质疑中国的传统舞蹈被简单地称呼为‘中国舞’的文章，引来一些朋友的反对意见。有不同的意见，是件好事，因为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可以有机会更深入地探讨问题。因此，我希望我在博客里就一些反对的意见进行更深层的思辨，不会惹来又一轮的‘不能接受批评’或‘生气’等的闲话，当然更希望这些思辨文字可以获得更多有自主意识，和有崭新观点的回应。

中国的传统舞蹈被简化为‘中国舞’三个字，看起来像是一桩小事，其实反映了三个弊端：一·阉割了整体的‘中国’文化概念；二·无视名称的殖民化意识；三·限囿中国传统舞蹈艺术的普世影响。

探讨‘中国舞’名称是否合适，以上三个观点虽然各有独立主旨，其实内容互相补充，当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不能单是诘难其中之一，却不顾其他两个观点。不过，就博客上的匿名反对意见来看，只有对第三个观点发出不同的声音，却对第一和第二个观点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

无视第一个观点的，是那些阉割了自己国家文化，却又自我膨胀地以为懂得一点传统，便能代表整个国家舞蹈的人；无视第二个观点的，是那些了解了名字背后的殖民意识，却毫无自觉，仍然拥抱着充满奴才气息名字的人。对于这两种人，我无言以对，也不期望几篇文字能对这些不愿动脑子辨别是非的‘中国’舞者，有何影响。

至于第三点关于‘中国’的名字限囿了国家和民族文化对普世影响，有一位匿名评论者做了颇为奇怪的论述，那我就一个闪身，迈过第一和第二个门槛，直接探讨第三个问题，也作为我对这位匿名评论者的回应。

这位评论者说：“17世纪从丝绸之路传入欧洲的‘中国茶’、‘中国丝绸’、‘中国瓷器’ 非但没有因为印有‘中国’二字而受到冷落，反而成为上层贵族追求时尚、体现品味的象征而受到追捧，而且还会有非‘中国’而不要的架势，可见强调一种事物的国别属性并非简单等于狭隘（当然这种中国风的流行与当时的欧洲人把中国看成神秘而富有的东方国度有关）。

而现在种茶、纺织丝绸或是制造瓷器也并非是中国的一国专利，同时喝茶、穿着丝绸、使用瓷器也都成为全世界人们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很少会有人再去强调什么‘中国茶、中国丝绸、中国瓷器’这些字眼，可见从‘民族的’到‘世界的’的转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只要不是过分且狭隘地强调‘中国’这个属性，我想即便明确的告诉外国人这个‘丹田’的呼吸方法是来自中国传统舞蹈的也无所谓，即使我们不刻意强调‘中国’或‘古典舞’这些字眼，其实在外国人的潜意识里也还是会很自然地区分出这个‘丹田’是来自别国的，因为区分事物本来就是人的自然本能；其次，即使不把‘中国’挂在嘴上，那么‘中国’也早已印在我们的脸上和我们的肢体上，所以就带着民族特有的符号和一颗包容万物的善心去‘普世’世界也没有什么不好。”

这位评论者的论点有三点需要推敲分析的地方：第一，混淆了历史逻辑，搞不清西方人心目中的‘支那’和历史事实上的‘中国’的分别：

17世纪从丝绸之路传入欧洲的有来自神秘东方，一个唤作‘支那’或‘昌南’地方，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却没有什么‘中国茶’、‘中国丝绸’和‘中国瓷器’。因为当时在东方的‘支那’地方，先后只有大明帝国和大清帝国，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名称是1912年才发生的事。欧洲人喜欢茶叶、丝绸和瓷器，是因为这三样事物本身的吸引力，跟是不是‘中国的’或‘大明的’或‘大清的’没有什么关系。

或者有人会说，‘支那’不就是Cina，也就是今天的‘中国’China吗？其实在1912年前，西方人心目中的‘支那’，只是位于世界东面一个地方的名字。最早以‘支那’一词来形容东方这片地方和其上人民的，出现在古印度的文献里，而古印度语的‘支那’，是有智慧巧妙的意思，也算是一个古文明对另一个古文明的赞扬吧！

随后西方跟东方通过丝绸之路的接触，古印度语里的‘支那’演变为拉丁语里的Cina，法语里的Chine，英语里的China等，都跟二十世纪中才成立的，包括二十多个省和五十多个民族的‘中国’China有很大区别。当十五、六世纪的葡萄牙人从‘支那’的地方带回来瓷器，并把这些器具唤作‘支那瓦’Chinaware的时候，他们只是表明这些漂亮的器具是来自一个叫‘支那’的地方，跟我们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上的联系。而西方人把这些瓷器简称为‘支那’China，也完全没有把瓷器跟1912年才出现的‘中国’等同起来的意思。

在1912年之前，中国人只管自己的国家叫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等，不会称呼为‘中国’。历史书上出现‘中国’的字眼时，也就表达当时皇帝居住的地方，或相对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中（原）国土而已。今天，当我们谈论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的时候，可以以一个整体‘中国’的名称去概括描述；可是当牵扯外国人在历史上怎样看待‘中国’的时候，则还是要有点历史逻辑观念为好。

举个反向的例子：两千年前丝绸之路刚刚开通，当时的大汉帝国便从神秘的西方，一个唤作‘天竺’的地方，输进了‘象牙’、‘宝石’和‘佛教’。其中‘象牙’和‘宝石’成为“上层贵族追求时尚、体现品味的象征而受到追捧”；而‘佛教’更不得了，影响到全国到处寺庙林立，连许多皇帝也出家当和尚去了。当然我们知道，古时‘天竺’便位于今天‘印度’的地方。今天在国际事务上，印度事事都要跟中国攀比，可是没有一个专家学者傻得会说：中国人对‘象牙’、‘宝石’和‘佛教’的追捧，非但没有因为印了‘印度’两个字而冷落，而且还会有非‘印度’而不要的架势。

印度的学者不会因为‘天竺’的‘象牙’、‘宝石’和‘佛教’在中国广受欢迎而沾沾自喜，因为他们对历史逻辑有清醒的认识，知道‘天竺’和‘印度’虽然有相同的地里位置，文化上也有很深渊源，可是在历史发展中，‘天竺’和‘印度’分属两个不同阶段，政治、经济和文化定位也尽不相同；在别国人民的概念里，历史上的‘天竺’和今日的‘印度’，也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内涵和形象，不能混为一谈。

所以，这位评论者认为来自‘支那’的‘茶叶’、‘丝绸’、‘瓷器’“没有因为印有‘中国’二字而受到冷落，反而成为上层贵族追求时尚、体现品味的象征而受到追捧，而且还会有非‘中国’而不要的架势”的这种说法，让人莫名其妙之余，只是反映了评论者自身对历史概念的混淆不清，把历史上西方人说的‘支那’和今天的‘中国’混为一谈，弄得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以致思虑不够缜密之下，产生差之毫厘的结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