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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城市当代舞蹈团跌跌碰碰地度过了四个年头，香港的文化界也开始认识了这班从不言弃的香港现代舞者。当年的香港艺术节已经是第十届了，节目策划人希望在艺术节中注入多一点本土气息，而在芸芸香港的艺术团队中，城市当代算是比较凸出的一个，于是决定邀请城市当代作为第一个本土艺团参与香港艺术节的演出。可是艺术节方面又知道舞团在过去的票房并不理想，便想到邀请台湾的林怀民来为舞团编舞，以增宣传效果。

对我来说，请林怀民为舞团编舞，是件求之不得的事，倒不是为了宣传效果，而是能够最近距离地认识林怀民，并从中吸取编舞和运作舞团的经验。让我没想到的是，平常里的林怀民竟然平易近人，跟他在排练厅里的严肃劲儿有着天壤之别。1983年林怀民为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编排了《街景》，我当时仍然身兼演员之职，所以荣幸地演出于林怀民的作品中，成了《街景》一部分。不过我感到最有意义的，是在一个多月的排练生活里，和林怀民无话不谈，而且看着这位身兼团长、创作人、训练老师和艺术推广者于一身的舞蹈家，在日常生活里如何运筹帷幄，使我在其后的日子里，获益匪浅。

第一次跟林怀民紧密接触，让我特别感激的是，林怀民这位大哥给予我这个小弟有许多空间。他一次私下里问我，他的出现，会不会给香港的舞团带来压力，包括演员工作上的压力和在别人眼中相比较的压力？他提醒我不要受压力影响，并坚持走自己的路。林怀民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让曹诚渊变成第二个林怀民，或香港的城市当代如何向台湾的云门舞集靠拢，而是帮助我坚定了在香港推动真正属于自己的现代舞的信念。

在这段时期里，我也发现林怀民和我之间对艺术观念和对管理舞团的方式上有很大区别。在艺术观念上，林怀民从小在台湾接受国民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底蕴，并对台湾本土乡情有着深刻感受，而我过去生活在香港这一片殖民地上，不要说对距离相对遥远的中国，甚至对自己的出生地香港，也宛如无根一代般抱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反映在艺术观念上，林怀民更多强调的是对传统的传承，而我却更向往创作上的自由。

不过有一点我远远不及林怀民的，是他在创作上的客观和自省，能够不断反思自己作品里的强项和弱点。他曾跟我说过：「我是一个很懂在舞台上说故事的人，但在抽象美学的研究上，只能算是个门外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超强自省能力，林怀民其后孜孜钻研帕蒂巴（Patipa）、巴兰钦（Balanchine）、肯宁汉（Cunningham）等人的抽象创作手法，终于在九十年代中，告别以《薪传》为代表的具象情节式舞蹈，而向观众呈献了划时代、纯美学而饱含哲理性的《流浪者之歌》、《水月》、《行草》等充满意象色彩的作品。

在舞团管理方面，林怀民的严格甚至严苛举世闻名，他要求每一位员工，包括演员、行政和技术人员，完美无缺地执行每一项排练、演出、宣传、售票方面的工作细节。在临近《街景》演出的日子，林怀民发现门票只卖出七成，于是他主动约见香港各界知名人士，亲自推销他与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合作成果，结果《街景》的演出火爆至一票难求，也是城市当代舞蹈团第一次嚐到了演出满堂红的滋味。他甚至曾经半带责备地跟我说：「要是在台湾的云门舞集，如果演出不满座，便是舞团行政部门的失职，所以云门每次演出之前，所有工作人员都要跑遍各大公司机构，务要推广演出信息，目的便是把票全部卖光。」

以我的性格来说，如果演出高朋满座固然开心，可是更希望舞团的成员，包括自己，能在一种轻松自如的状态下享受舞蹈的乐趣，所以我从来不给舞团团员们增加这样或那样的压力。或许就是我和林怀民对运作舞团的不同心态影响下，香港的现代舞总显得轻描淡写，甚至给人孤芳自赏的感觉，远不及台湾云门舞集每次在不同地方的演出，都万众触目、红红火火。遗憾的是，虽然我明知云门舞集珠玉在前，林怀民更在香港亲自操刀示范宣传管理之道，城市当代舞蹈团在香港还是我行我素，而对云门舞集在林怀民领导下，在台湾、在华人社会、在国际舞坛上的巅峰发展，只有羡慕的份儿。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