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星期五（4月2日）我一大早起床，到了香港机场，乘搭东方航空客机前赴上海参与一个新闻发布会，主要宣传城市当代舞蹈团于6月代表香港参与上海世博的文艺演出活动。在出发之前，上海方面的联系人通过电邮，传来一份记者们拟好的发问问题供我过目，还不无担忧地嘱咐我，希望我好好准备答案，因为他们觉得问题非常尖锐，而上海记者又是出名地刁钻，害怕我应付不过来。

我当然不敢掉以轻心，连忙细阅传过来的问题，发现大部分题目还是关于现代舞在中国有没有市场？如果观众不多，如何生存？中国的现代舞和外国的现代舞比较？城市当代和云门舞集的比较等等？其实我在博客中已经就这些问题展开过详细讨论，真要回答起来，可真不是短短一个新闻发布会可以解释透彻的，我甚至有种冲动，想跟这些提出问题的朋友们说，可以看看我的博客算了。

不过其中一条问题让我觉得新鲜，也带出了许多我对上海的回忆和感觉。问题是：「六年前你曾经说过，不愿意带城市当代舞蹈团来上海演出，为什么现在你又回来了？」嘿！这个问题如果应付不当，可真成了个人诚信问题，今天文化娱乐界已经太多什么「捐款门」、「结婚门」等，不要又来一个「演出门」，可非把人憋死不可。

我捉摸这个问题良久，可实在想不起六年前（2004年）我在什么情况下、对谁说过我不愿意带城市当代舞蹈团到上海演出，不过我也相信记者没有理由弄些虚假的前设题目来瞎纠缠，那肯定是在某些时刻我说了一些类似的话语，被别人记录在案，现在抖出来算是让我体会一把上海记者的威力吧！

打开我的记忆库，还真发现有不只是一次，而是三次在不同的场合，我对不同的人说过类似于不愿意到上海演出的话。不过每次都各有前因后果，现在重温一遍，可真是让我对上海，和对现代舞在上海的艰难生存环境有不一般的体会。

第一次是在1988年，我应上海舞蹈家协会的邀请，来参加为期七天的编舞工作坊。工作坊请来六位编舞家做导师，各自授课一天。六位编舞家中，五位当时得令，包括上海的舒巧、北京的房进激、沈阳的门文元、云南的周培武和山西的张继刚，吸引了一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编导和老师参加，而我作为第六位导师，主要介绍当时还是让国人感到相当陌生的现代舞，也获得许多学员的特别关注。

记得编舞工作坊的第七天，上海文化局副局长表达来自官方的支持并出席了汇报课。活动结束后，副局长认真地跟我说，希望我能为上海编排一台节目，可以邀请城市当代舞蹈团作为这台节目的基础班底，另外更可以挑选全国最好的演员当主角，通过行政手段调动前来上海参加演出。

当时的我并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懂官场和文化界近乎虚伪的客套话，于是也很认真地跟副局长解释，我并没有兴趣以城市当代舞蹈团为基础，为上海编排一部舞剧，而且为了演出一个节目而调动其他地方的演员前来上海，节目演完，这个班子也就散了，十分浪费；不过如果得到政府的支持，我倒是很愿意协助成立一个属于上海的现代舞团。当然这样的提议，在副局长的一张笑脸和一叠声的‘可以考虑’中，便过去留不下任何痕迹了。

这是我说‘不愿意带城市当代舞蹈团到上海演出’的第一次。

                                                            （待续）